曹操遺荀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
這句話，表明了他十分地看重智士。由於中國有史以來，開國之君，來自文化偏低的階層者為多。或一介武夫，或起義農民，劉邦不過是個亭長，當了皇帝之後，還把儒生的帽子拿來作尿壺用的，這決不是他的瀟灑，而是他的愚昧。所以，對於知識，對於知識分子的作用，能有曹操這樣一個認識水平的，並不多。
因此，若袁紹之敗，敗於謀士的話，那麼，曹操的成事，應該說，很大程度獲益於他的這些謀士。郭嘉在擊敗袁紹、袁譚，袁尚、袁熙北遁烏桓蹋頓以後，力主乘勝追擊，為曹操統一北方，作出了傑出貢獻。
所謂“智士勞心”，就是不僅能夠準確地把握住動亂不定，變化不已的局麵，作出攻守得當，進退適宜的決策。而且應該能夠高瞻遠矚，在看到今天的同時，看到明天和後天，來作出與現在相銜接，而又與未來相吻配的正確決斷。因此，不光要注意眼前的生存危險，也要重視今後會出現的潛在威脅。
所以在已經取得如此輝煌的討袁勝利之後，認為揮師南下，圖劉表荊襄之地，不失為佳計良策。因為袁紹敗後，惟劉表是一支可以抗衡的力量。若遠征烏桓，許都空虛，倒有可能受到劉表、劉備襲擊之虞。這種憂慮，也是不無道理的。
然而郭嘉卻敢於悖眾出言，建議大軍北征烏桓，置劉表於不顧，這種出人意外的謀略，也難怪隻有曹操才能賞識。因為，郭嘉料到但求自保，無外鶩之心的劉表，絕對不會輕舉妄動的。這一點恰巧與曹操見解一致，所以，曹操說：“惟奉孝為能知孤意！”倘若不乘勝掃除邊庭，消滅隱患的話，就不能鞏固北方，確保中原，當然更不用說實現越江而下，囊括江東、荊襄、巴蜀的宏圖了。
主擇臣，臣亦擇主，智士能用，在於用智士者。郭嘉病逝西征途中，曹操的悲痛感情，發出天下相知者少的感慨，是真實的。
對於遠期的潛在威脅，郭嘉能有超前識見，預作防範，恐怕是一般謀士所不及的。俗雲：“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但鼠目寸光者，急功近利者，挖肉補瘡者，寅吃卯糧者，又何其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