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明史》《鄭和傳》記載，鄭和航海寶船共63艘，最大的長四十四丈四尺，寬十八丈，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現今長度為151.18米，寬61.6米。船有四層，船上9桅可掛12張帆，錨重有幾千斤，要動用二百人才能啟航，一艘船可容納有千人。《明史。兵誌》又記：“寶船高大如樓，底尖上闊，可容千人”。
航海技術
根據《鄭和航海圖》，鄭和使用海道針經（24/48 方位指南針導航）結合過洋牽星術(天文導航)，在當時是最先進的航海導航技術。鄭和的船隊，白天用指南針導航，夜間則用觀看星鬥和水羅盤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由於對船上儲存淡水、船的穩定性、抗沉性等問題都作了合理解決，故鄭和的船隊能夠在“洪濤接天，巨浪如山”的險惡條件下，“雲帆高張，晝夜星馳”，很少發生意外事故。白天以約定方式懸掛和揮舞各色旗帶，組成相應旗語。夜晚以燈籠反映航行時情況，遇到能見度差的霧天下雨，配有銅鑼、喇叭和螺號也用於通訊聯係。
體現鄭和下西洋航海技術，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
天文航海技術
中國很早就可以通過觀測日月星辰測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鄭和船隊已經把航海天文定位與導航羅盤的應用結合起來，提高了測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確度，人們稱“牽星術”。用“牽星板”觀測定位的方法，通過測定天的高度，來判斷船舶位置、方向、確定航線。，這項技術代表了那個時代天文導航的世界先進水平。
地文航海技術
鄭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術，是以海洋科學知識和航海圖為依據，運用了航海羅盤、計程儀、測深儀等航海儀器，按照海圖、針路簿記載來保證船舶的航行路線。航行時確定航行的線路，叫作針路。羅盤的誤差，不超過2.5度。
《鄭和航海圖》
《鄭和航海圖》得以傳世，多虧明代晚期作者茅元儀收錄在《武備誌》中。原圖呈一字形長卷，收入《武備誌》時改為書本式，自右而左，有圖20頁，共40幅，最後附“過洋牽星圖”二幅。海圖中記載了530多個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個，最遠的東非海岸有16個。標出了城市、島嶼、航海標誌、灘、礁、山脈和航路等。其中明確標明南沙群島(萬生石塘嶼)、西沙群島(石塘)、中沙群島(石星石塘)，1947年民國政府內政部以鄭和等命名南海諸島礁，紀念這位偉大的航海家。
《鄭和航海圖》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航海圖集。該圖與同時期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波特蘭海圖相比，《鄭和航海圖》製圖的範圍廣，內容豐富，雖然數學精度較其低，但實用性勝過波特蘭海圖。英國李約瑟在《中國科技史》一書中指出：關於中國航海圖的精確性問題，米爾斯(Mills)和布萊格登(Blagdon)曾作了仔細的研究，他們二人都很熟悉整個馬來半島的海岸線，而他們對中國航海圖的精確性作出了很高的評價。
鄭和下西洋折射出的中國先進
（三）深遠影響
鄭和率領的龐大船隊，就其活動的性質來說，既不是一般的商船隊，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團，而是由封建統治者組織的兼有外交和貿易雙重任務的船隊。
他出使的任務之一，就是招徠各國稱臣納貢，與這些國家建立起上邦大國與藩屬之國的關係。為了完成這一任務，鄭和所到各國以後，第一件事便是宣傳朱棣的皇帝詔書。向各國宣諭：明朝皇帝奉天乘命的上邦大國之君，是奉“天命天君”的旨意來管理天下的，四方之藩夷都要遵照明朝皇帝說的去做，各國之間不可以眾欺寡，以強淩弱，要共享天下太平之福。如果奉召前來朝貢，則禮尚往來，一律從優賞賜。
第二件事便是贈送禮物。賜各國國王誥命銀印，賜國王及各級官員冠服和其他禮物，表示願意和那些國家建立和發展友好的關係。
第三件事是進行貿易活動。以中國的手工業品換取各國的土特產品，使各國為中國的精美、完好的手工業品所吸引，從而願意來中國稱臣納貢，進行貿易活動。中國出口的絲織品和瓷器等，早就在亞非各國享有盛譽。亞非的很多國家早就想同中國發展貿易關係。隻是由於朱元璋“海禁政策”，才限製了這種貿易的發展。朱棣取消“海禁政策”派遣鄭和出使，表明中國恢複了同海外各國的正常貿易。海外各國同時也認為，跟中國納貢稱臣，進行貿易，建立友好關係，是有利可圖的事。
第四件事是與南海（今馬六甲海峽）國家建立友好關係。
正麵意義
鄭和曾到達過爪哇、蘇門答臘、蘇祿、彭享、真蠟、古裏、暹羅、阿丹、天方、左法爾、忽魯謨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個國家，最遠曾達非洲東岸，紅海、麥加，並有可能到過澳大利亞。這些記載都代表了中國的航海探險的高峰，比西方探險家達伽馬哥倫布等人早八十多年。當時明朝在航海技術，船隊規模、航程之遠、持續時間、涉及領域等均領先於同一時期的西方。
在鄭和下西洋的曆史意義，還有有許多超出於航海之外的解讀。“鄭和時代的中國，則是真正承擔了一個文明大國的責任：強大卻不稱霸，播仁愛於友邦，宣昭頒賞，厚往薄來。”
負麵意義
鄭和下西洋可以不以貿易獲利為目的，但不能不計成本。七次下西洋給明朝財政造成巨大經濟負擔，隨著國力衰退，航海的壯舉必然隨之悄然結束。
總體影響
鄭和下西洋，其船舶技術之先進，航程之長，影響之巨，船隻噸位之大，航海人員之眾，組織配備之嚴密，航海技術之先進，在當時的世界上，都是含有其匹的。正如前文說指出的那樣，他們的航海成就顯然絲毫不比西方人遜色，甚至在航海時間，船隊規模以及航海技術諸方麵，均是哥倫布等人的航海活動所望塵莫及的。然而，我們應當看到，鄭和遠航與西方人開辟新航路的結局，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後果。
鄭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動雖然聲勢浩大，但明成祖和鄭和死後不久，中國船隊便絕跡於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中國的航海事業突然中斷了，這使得中國與西洋各國業已建立起來的聯係戛然而止。
從此，中國人傳統的海外貿易市場逐漸被歐洲人所占據，並最終退出了正在醞釀形成中的世界性市場。相反，哥倫布和達。伽馬開辟新航路後，在西歐激起了遠洋航海的熱潮。在中國，作為國家的政治任務，鄭和下西洋對於中國的經濟的刺激作用微乎其微。而在西方，東方的商品和航海貿易的利潤直接加速了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歐洲人對美洲的新開發，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的資產階級開辟了新的活動場所，從而揭開了資本原始積累的序幕。
從這一點來看，哥倫布等人的航海活動，對於西歐乃在世界曆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是先前的鄭和下西洋所無法比擬的。
在鄭和下西洋之前，中國經濟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結構的轉型，已出現了符合世界曆史潮流的新趨向。然而，隨著鄭和下西洋活動的終止，中國政府將自己與當時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場隔絕開來。而新航路的開辟，為西歐新興的資產階級開辟了新的活動場所，使歐洲商路和貿易中心從地中海區域轉移到大西洋沿岸，歐洲人在海外廣闊的領域裏建立了眾多的殖民地，從而為西歐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創造了條件。大量的黃金，白銀流入歐洲，引起“價格革命”——金銀貶價，使得物價上漲，而“價格革命”則是資本原始積累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加速了西歐封建製度的解體和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
從這一點上來看，我們對於鄭和下西洋的曆史意義，應有恰如其分的評價。航海科技光輝，表現了中國古代人的偉大智慧，從而創造了鄭和下西洋的偉大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