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歐洲民族主義運動對維也納體係的衝擊
19世紀30年代初，處於低潮的歐洲民族民主革命重新高漲。在1830年7月法國爆發了七月革命，複辟的波旁王朝再次被推翻。這嚴重違背了維也納體係對法國政治秩序的安排，然而各大國由於矛盾分歧嚴重，對法國新政權的反應不一，已根本不可能組織起一致的對法幹涉行動，表明了對法一致的維也納體係開始坍塌。
僅僅一個月之後，在法國七月革命的影響下，比利時也發生了起義，並宣布獨立。比利時人的舉動也是和維也納體係領土均勢安排嚴重不符，同樣是對維也納體係的破壞。正如荷蘭國王所說的那樣：“問題不隻涉及我的領地，而是涉及整個歐洲體係”。
在法國和比利時革命的鼓舞下。歐洲各國的民族民主運動呈現出“多米諾骨牌”效應：9月德意誌諸邦發生起義、11月波蘭人民發動起義、1831年意大利再次發生起義。一係列的起義、暴動和革命，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把維也納體係所確立的“現狀”衝擊得七零八落，由於這些運動牽涉到法、普、奧、俄本身，再加上他們與英之間複雜的矛盾，歐洲大國協調徹底失靈。正是在這些革命(成功的與未成功的)衝擊下，維也納體係的危機進一步加深，已成搖搖欲墜之勢。
（4）維也納體係的瓦解
1848年歐洲革命
七月革命後的法國，資產階級統治了法國，到了40年代後期國內危機和階級矛盾日趨激化，富有革命傳統的法國人民又一次發動了革命，推翻舊政權建立了共和政府。正如新政府的外長拉馬丁所說：“在法蘭西共和國看來，1815年的條約已經不再具有效力”。
這樣一來，二月革命徹底推翻了維也納體係對法國的政治安排，使正統王朝也蕩然無存。雖然新政府為了外交策略的需要接受了維也納體係的領土安排，但後來的事實證明均勢一旦被打破，領土秩序也隨之失去實際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說，二月革命是對維也納體係正統原則和領土秩序的嚴重破壞。加之後來各大國對拿破侖家族的“複辟”也束手無策。“這些都意味著，維也納體係本身，尤其是由它而形成的約束法國的格局，正一步步地走向解體” 。
在法國二月革命的影響下，歐洲各國紛紛爆發了革命：3月13日維也納爆發革命，梅特涅的封建堡壘被摧毀；3月15日匈牙利人民起義；3月18日柏林人民發動起義，普王腓特烈。威廉四世被迫同意召開國民會議，製定憲法。同一天意大利地區也發生起義。然而從革命的結果來看，除了法國外，其他國家的革命都暫時失利，盡管這樣，維也納體係的歐洲正統秩序已經千瘡百空、麵目全非，離其徹底瓦解隻是一個時間問題了。
克裏米亞戰爭
維也納會議時，由於沒有對土耳其的領土做出安排和保證，東方問題逐漸顯露出來，用恩格斯的話來說，所謂東方問題就是“對土耳其怎麼辦”的問題，主要包括歐洲各大國對巴爾幹和土耳其海峽控製權的爭奪。
加上後來“聖地”問題、各大國在殖民地政治、經濟利益等一係列矛盾的嚴重激化，特別是英法和俄國在土耳其的矛盾，終於導致了1854年英法聯合對俄國的克裏米亞戰爭。封建落後的俄國根本不是正在進行革命的英法的對手，盡管俄軍士兵進行了殊死的搏鬥，還是難以挽救俄國的敗局。
經過這次戰爭的打擊，俄國喪失了許多殖民利益，國際實力和威望也一落千丈，失去了歐陸霸主的地位，無疑是此次戰爭的最大輸家。歐洲最反動的“封建憲兵”為了擺脫國家困境，逐漸開始進行改革。法國作為戰勝國之一收獲頗豐，歐陸勁敵俄國倒在自己手下，還被迫“在巴黎鑒定了城下之盟，沒有什麼比這更讓法國揚眉吐氣了”， 歐洲優勢又回到法國手中。
克裏米亞戰爭是拿破侖戰爭後的又一次歐洲大國爭霸的戰爭，所有歐洲國家都不同程度的卷了進去，維也納體係下對法一致的聯盟也轉向了對俄一致的聯盟，英法逐漸占據了歐洲均勢的優勢。維也納體係，由於未能阻止大國戰爭的爆發，也走到了盡頭。
關於維也納體係瓦解於何時，史學界始終沒有形成一種讓大家都同意的觀點，有人認為維也納體係在1848年歐洲革命的衝擊下瓦解，也有人觀點認為1854年的克裏米亞戰爭後，東方三皇的保守聯盟瞬間分崩離析，維也納體係瓦解；還有一些人認為德、意憑借王朝戰爭而成功實現的國家統一，徹底顛覆了中、南歐的地緣格局，使維也納體係所規範的歐洲地圖不複存在，維也納體係由俾斯麥所操縱的大陸體係所取代。這裏筆者認為維也納體係的解體是一個逐步的過程，經過1848年歐洲革命的衝擊到1854年的克裏米亞戰爭後徹底瓦解。
（三）深遠影響
就維也納體係本身和它確立的兩大原則來看，無庸諱言，它的確是某種的倒退。
以“正統主義”為例，正是在正統主義原則之下，歐洲各國的封建王朝紛紛得以複辟，而這是違反資本主義和民族主義革命曆史潮流的。
然而，進入19世紀之後，資本主義的迅猛發展和封建主義的日趨沒落，已是大勢所趨，並不是維也納會議所確立的兩個原則所能阻止的。
就在維也納體係建立之後不久，歐洲各國就開始不斷興起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民族運動，尤其是1848年爆發並迅速席卷整個歐洲的資產階級革命，更充分地證明了這一曆史的發展趨勢。
“補償原則”的確立與實施，使維也納會議成了一個分贓的會議，使維也納體係表現出鮮明的大國強權政治的色彩。
在“補償原則”之下，維也納會議的主宰者們不顧各國人民民族獨立的意願和要求，按照大國的意圖任意修改歐洲國家的疆界，劃分新的歐洲政治版圖。例如，德意誌和意大利的分裂被繼續維持，一些弱小國家被任意分割與合並。
此外，英國還乘機奪取了法國、荷蘭的海外殖民地。所有這些，都嚴重損害了弱國小國以及戰敗國的國家利益，勢必遭到他們的反抗，從而為以後歐洲國家間的糾紛與衝突埋下了種子。正如《拿破侖戰爭與維也納體係的興衰》一文的作者所指出的：“維也納會議政治家們所迫求的政治力量平衡(均勢)，是在各大國之間謀取力量對比的大致平衡，完全是大國主義和強權政治的表現，在曆史上開了惡劣的先例”。
“正統主義原則”和“補償原則”的確立，表明維也納體係是按照歐洲複辟派政治家們的願望建立的，因為在他們眼中，正統主義和補償原則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究其根源，在於當時資本主義力量還不足以撼動整個封建勢力，而那些在維也納會議上縱橫捭闔的歐洲外交家們，也不可能超越曆史給予他們的局限。
在維也納體係中，《最後議定書》占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份議定書及其附件有一些針對當時國際問題的決議，其中不少內容受到後世的稱讚。
例如，關於黑人奴隸貿易問題，決議要求與會各國在適當的時候結束這一罪惡、血腥的活動，從而在道義上對禁止黑奴貿易產生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再比如，關於國際河流的自由通航問題，會議決定建立相應的國際組織機構，即由萊茵河流域有關國家派代表組成萊茵河自由航行中央委員會，負責組織有關國家進行外交談判，製定管理章程，既保障萊茵河的自由與安全運輸，又不侵犯各國的國家主權；再比如，關於國際外交人員的席次問題，通過《外交等級條例》，規定了外交人員的等級不同等級，即大使和教皇所派特使或使節、特使和公使、代辦等，這對以後國家間的正常交往以及國際法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從而成為一種國際法和外交慣例，為後世各國所遵循。
維也納會議的召開，是反法聯盟對拿破侖帝國的勝利，而維也納體係的形成，則使歐洲確立了一個新的均勢格局，歐洲各主要強國在這一格局中，各自根據實力占據了自己的位置，整個歐洲因而獲得了一種平衡。盡管這種平衡和強國間的均勢隻是暫時的、相對的，但它畢竟在一定程度上調整了歐洲大國之間的關係，結束了歐洲十幾年的戰亂。正如有學者所的：“曆史實踐證明，它畢竟給歐洲帶來了約一個世紀的相對穩定和發展，歐洲大踏步地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維也納會議本身開創了舉行國際會議解決國際爭端的方法，這至少在一定時期內，客觀上避免了中世紀以來歐洲國家之間無休止的戰爭。此後，為了貫徹維也納體係所確立的原則，歐洲各大國開始嚐試一種新的外交協調機製，即以定期不定期的舉行國際會議的方法，來處理國際問題或國家間的爭端，從而否定了歐洲曆史上常見的以武力和戰爭手段解決國家間利益衝突的方式。從某種程度上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聯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聯合國，也是這種體係演變的結果。
曆史已經證明，維也納體係對以後國際關係史的走向的確產生了重要影響。
通過以上對維也納體係建立的曆史考察，我們對這一龐雜而又矛盾重重的體係有了一個較為清晰較為全麵的認識——一方麵，我們要客觀地批判它的反動性和局限性，另一方麵，我們也要公正地指出並肯定它的積極影響和曆史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