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騙子又不是你們抓到的，是人家抓住送到派出所的。再說，這個騙子又不是付王八那個騙子，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
我認為我這個理由是硬理由，況且對方又都是公務員、國家幹部，應該講道理講得通。我說主任請你們是為了幫他自己抓騙子，因為他是付王八的擔保人。當然囉，付王八是主任和我的共同目標，我可以給你們一些慰勞費。但硬要按勞務費計算，那就隻有到你們單位去講理了。
我以為說到他們單位去會令他們讓步，誰知道半點作用也沒有。
“到我們單位去，你隻管去。你到我們單位去一趟，我們要你一個月出不了新城！”
“你信不信，仇總，你開自己的車，我們要你車子出門就被扣。”
“你想坐班車，我們要你買不到票。”
“除非坐飛機，可惜我們新城沒有飛機場。”
一陣哈哈大笑後，給出的勞務費是：
“每人五千塊，一共五萬塊，一分不能少！”
這場麵，和我遇到的包哥那幫子人差不多。包哥那幫子人還隻提了個每人三千塊。
我打電話給主任，主任說，這個我就實在沒有辦法了，他們又不是我的部下。
我打電話給政工科長，政工科長說，我早就要主任別喊這麼多人，可他說人多力量大，現在是要分錢的力量大了。唉，唉。
……
這一撥事正不可開交時，“嫂子”和常經理手下的那幫人又來到我的公司鬧，要我還他們那莫須有的五萬四千元。
這一下，我心裏的火爆發了。對那些公務員，我不敢發火，我把火全發到了他們身上。
我決定開打。
我設下一計。我說請他們去農家樂吃飯，卻已安排才哥帶人在半路上埋伏。
“先去吃飯，先去吃飯。你們既然已經來了，我不招待是不行的，不招待對不起你們。先吃飯，吃了飯再談。萬事吃為先。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這夥人就跟著我去吃飯。說，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想收買我們是不行的，錢是一定要的。我說，不收買，不收買，我哪有收買你們的本錢，你們都是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者，想收買也收不了。
我開著一輛破麵包車，裝著他們，往郊外的農家樂開去。
到了一個名叫轉山坳的地方，破麵包車突然熄火，我對他們說，都下來，都下來，幫我推一下車。
這夥人一下車，就被才哥帶領的人包圍。我從駕駛室跳下來，對著才哥和他的人馬喊：“給我打，給我打！”
夜色裏，刀子寒光閃閃。
一陣亂打。
才哥帶來的人，以“武器裝備”而言，打不過他們，因為他們有火槍。可這是短兵相接，他們失去了擁有“先進裝備”的優勢，加之被打了個猝不及防……再則，混混們打架，無論哪方，隻要一方先打得凶，攻得猛，另一方就會潰敗，沒有真正拚死抵擋的。都知道被打死不值。
短短幾分鍾時間，我方大獲全勝，“敵方”落荒而逃，全跑得不見了蹤影。
我帶著才哥這些人凱旋。
找到一家酒店，呼啦啦擁進去，點菜要酒。
“慶功會”上，我舉杯頒獎，說轉山坳大捷，各位的表現那是相當了不起，那是個個爭先，人人奮勇，把敵人打了個落花流水，各位的“工資獎金”明天上午就全給才哥，你們到才哥那裏去拿。
我剛說完，下麵有幾位弟兄說，我們被打傷了，你得另外賠償。
幾位弟兄亮出傷。
我一看，心裏罵句他媽的，姓常的和大姐大的人馬果然厲害，在那種情況下，自己這邊竟然還有幾個被打傷。
好在傷勢不太嚴重。但既然負了傷，不以“工傷”賠償是不行的。
在確定“工傷”賠償額之前，得做“思想工作”，免得他們獅子大開口。
盡管是“自己人”，在索賠這個問題上，他們不會有半點“謙讓”。
我先誇讚他們了不起，“上陣”勇猛無敵，輕傷不下“火線”，受了傷連哼都不哼一下，直至勝利後到“慶功會”上才說出來，才告訴大家。我說了不起，了不起，這是何等的堅強意誌！賠償金肯定是要發的，但為了不影響“慶功會”，明天到我公司來談，一談好就兌現……
“不行不行，現在就要談好，你打算賠多少？”
“老子為你賣命，要賠償了說明天，要老子賣命時怎麼不說明天？”……
“慶功會”眼看開不下去了，還是才哥仗義，及時站了出來，說：
“吵什麼吵，仇總說了有賠償就有賠償，你們不過是青了幾塊腫了幾處，出血的也是皮肉傷，沒斷筋骨沒少什麼，再吵，先去醫院驗傷；不吵，明天就去領錢……”
第二天，經過討價還價，我賠償了二萬。
打架的事不知怎麼被我母親知道了，我被母親罵得該死，說要是打死了人怎麼辦？父親從外麵回來，一聽說我帶人打架，抓起一根木棍對著我腦袋就劈，我已來不及躲避，隻得伸手一格，再一把抓住，將木棍奪了過來。父親氣得差點暈倒，連聲罵，你個孽種，孽種，你給我滾出去，滾出去……
父親不準我再進他的家門。
“轉山坳大捷”，姓常的和大姐大的人馬被打怕了，不敢再來；要勞務費的公務員聽說了我的“轉山坳大捷”後，主動降低了勞務費標準，他們的素質畢竟不一樣，畢竟比混混們高得多，他們不願意激化矛盾，不願意看見再出一個“轉山坳之戰”……
然而，主要矛盾依然沒有抓到，“編幹”廠長付王八依然無影無蹤……
這一次，我決定不再來蠻的，我決定走法律的途徑，依法討債，通過法律來解決問題。
我決定走法律的途徑，一則是被老媽罵醒，老媽說要是打死了人怎麼辦的話使得我想起轉山坳那寒光閃閃的刀子確實有點後怕；二則是被老爸的棍子打醒，老爸的棍子雖然被我奪了過來，可老爸氣得差點暈倒，老爸有高血壓，若是真倒下去起不來了，我不就是個弑父的忤逆之子？三則是政工科長的提示。
政工科長也怕我再搞一次“轉山坳之仗”，他對我說：“仇總，付王八的事，他媽的確實把我都氣哈，損了我的聲譽，損了我的聲譽，我怎麼給你介紹了一個這樣的王八呢，他媽的真該把他的名字刻到恥辱碑上，古時候有個伍子胥鞭屍，這家夥該被鞭名。用鞭子抽他的名。但仇總啊，現在我們的社會是法製社會，法製不斷健全了嘛，你看那各種各樣的法律，有句什麼話，著作等身。把我們國家的法律堆起來，那豈止是等身，得等屋頂。當然囉，執行得怎麼樣又是一回事。這有個不斷落實的過程嘛，我們大家都得為落實法製做貢獻嘛。所以啊，你討債也得運用法律，你千萬不能拿刀子那種武器啦，你得拿起法律的武器，去打官司，把付王八那個王八蛋告上法庭。”
我說：“我怎麼拿起法律的武器，怎麼去打官司，付王八人都不見了，我告他有個鳥用，要告隻有將你和主任兩個擔保人一同告。你不怕吃官司啊？不怕影響你的聲譽啊？”
政工科長說：“你倒是個好人啊，還怕影響我的聲譽，我有個鳥聲譽影響呢！”
我說：“你才講了有損你的聲譽，怎麼又說有個鳥聲譽影響？”
政工科長說：“鳥又讀屌，《水滸》裏的‘鳥’字就是屌，就是雞巴。為了你的利益，我不怕雞巴受影響了。你隻管去告，法院判什麼就是什麼。我這是為你好，動蠻的最後你自己也脫不了幹係。何必呢，對不對，走法律，走法律。法製社會嘛，還是靠法律。”
我覺得政工科長既扯卵談又扯得有理，這回就走一走法律，看法律能幫我討回錢來不？
我請了個律師，先交了一萬塊錢律師費；告狀，交了一萬塊錢起訴費。
官司一正式開打，開始我信心滿滿，隻等著法院開庭判決。然而，等待的是遙遙無期。
在遙遙無期的等待中，有朋友說我上了政工科長的當。朋友說那什麼科長主任他們就是希望你打官司，一打官司，就是個永無止境的拖，少的拖老，老的拖死，肥的拖瘦，瘦的連皮都拖（脫）掉。
朋友說：“仇哥，你想一想，他們一個是科長，一個是主任，在法院還能沒有關係，法院那關係要幫他們，也就是一個拖字，又不擔風險，又做了人情……法院會幫你？你以為就憑你遞了訴狀，就憑你有理，這官司能打贏。”
我說：“打官司那個拖，我倒是知道，不過也是想試一試，試一試通過打官司到底能不能解決問題。再搞江湖那一套，我也實在不想搞了。”
說完，我又補一句：“官司是肯定能打贏的，欠債還錢，天經地理！我還怕法官翻了這個天去？！不過，現在打官司，要是還像過去那樣就好了，像電影電視裏那樣，到縣衙門前把鼓一擂，縣官立即升堂，開審。
“威～武～宣原告、被告上堂……
“‘啪’！驚堂木一拍，大筆一揮，宣判，欠債的賠錢……”
朋友笑了，說：“你想得美呢，現在打官司，第一是要自己身體好，沒有高血壓、心髒病，心理承受能力特強，經得磨，經得拖，否則，官司還沒打完，自己的高血壓一上來，心髒病一突發，到閻王那裏打官司去了。就算沒有高血壓，沒有心髒病，如果心理承受能力不強，也會活活氣死，也得到閻王那裏去打官司。我告訴你囉，現在打官司，有一個辦法可以加快速度，也可以幫你打贏官司。”
我問什麼辦法。朋友說找記者。
“隻有找記者。”
朋友說他知道一個律師，那個律師一接案子，首先就是去找記者朋友，帶著記者去找法官。
“不是帶一個記者呢，是帶好多個。找到法官，記者的‘長槍短炮’齊對準，哢嚓哢嚓，閃光燈閃個不停，先從氣勢上取勝，證明輿論是站在他這一邊的。有時還喊上一個人大代表，人大代表亮出證件，對法官說，我現在正式谘詢你。人大代表有這個權力哩！”
朋友說這個律師其實就是個混混、訟棍，無理也要搞成有理。可他搞出名了呀，好多企業都請他當法律顧問，還當上了省人大代表。
“最近好像是全國人大代表了呢！”朋友又說，“我在電視裏看到全國‘兩會’裏有一個人，像他。可能就是他。”
朋友說出了這個律師的名字。我一聽，好像是有這麼個人啊，在什麼報紙上看到過他的名字，是這張報紙的法律顧問。
我說，那就幹脆去請這個律師。
朋友說，你請他啊，你出得起那個律師費啊，他一開口是天價。就算他幫你打贏官司追回錢，追回的錢全歸他隻怕還少了。你又是個楊白勞。你隻有去請記者，隻要供記者吃好喝好玩好就行，記者一般不敢收現錢，怕你告到他報社去，掉飯碗。
朋友給我介紹了兩個記者。
兩個記者一說出他們的報紙，嚇人。那是世界一級的，是世界一級的警察報。
世界一級的警察報我沒見過，但想著這個名字怕莫是能嚇得人倒。來的兩個世界一級警察報的記者也有點嚇人，不是樣子嚇人，而是派頭太足，那不是一般記者的派頭，硬是隻有世界一級的報紙記者才有的派頭。
兩個世界一級報紙的記者在我這裏好吃好喝好玩後，對我說：“仇總，我們給你分析了這個案子，你這個案子不是有個擔保人是科長嗎，那就得先從這個擔保人身上著手。我們去找他。我們一去找他，準保立馬解決問題！他如果不老實，我們就曝光，我們一曝光，他就得完蛋。”
兩個記者去了政工科長的單位。
這兩個世界一級報紙的記者一去，再沒有回來。倒是政工科長給我來了一個電話。
政工科長在電話裏說：“仇家義，你要喊記者也喊兩個真記者啦，你喊來的是兩個假記者，假記者想來嚇唬我，敲詐我，要我給他們九千塊錢，如果不給九千塊就要曝光。你大概沒告訴他們我是政工科長吧，我這個政工科長別的本事沒有，真記者假記者我一眼就能看出，還能蒙住我？他們一提出九千塊錢私了，我就說好好好，要他們先喝茶，先抽煙，轉背我就打電話……老弟啊，我沒要保安抓他們也是給你留個麵子啊，那兩個哈巴假記者，以為我這個人經不住嚇，以為我出錢容易，他們從你那裏搞了紅包吧，紅包大不大嗬？……”
政工科長打著哈哈掛了電話，我趕忙打假記者的電話，還好，電話還通。
我剛說了句要你們去討債，你們怎麼去敲詐人家的錢進自己口袋？“哢嚓”，電話掛了，再也打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