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乾的旅行記者生涯從1934年暑假開始，那時，他還是燕大三年級的學生。一天，他在平綏鐵路上當貨動員的朋友孟仰賢問他想不想跟著跑一趟車，一個大子兒也不用花，還管保一路玩個暢快。那陣子鐵路職工除了每年正式發免費乘車證之外，還經常可以帶幾名“黃魚”。客車上，隻需向列車長打個招呼，就沒人查票了。至於貨車，更不會有人過問，何況這位孟貨運員還是一車之長。旅行歸來，蕭乾寫出了他平生的第一篇特寫《平綏道上》，後改題為《平綏瑣記》。
它以旅行見聞錄的形式，記述了蕭乾在塞外城市旅行訪問的見聞感受。在火車上，他看到的塞外風光，不是“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而是凋蔽不堪的村舍，形容杭槁枯的農民，和一望無際、五彩繽紛的罌粟花。當時已轉入新聞係的蕭乾，希望借旅行來拓展自己生命的天際線，至少在大時代裏充當一名消息的傳達者。《平綏道上》正是這種實踐的起點。它“散點式”地描述了張家口、大同、卓資山和包頭等城市地區的社會狀況和生活風貌，勾畫出愚昧、落後、閉塞、陳舊、墮落的社會景象，是一幅塞外社會的民俗圖卷。蕭乾在這裏沒有用“變焦鏡頭”，而是使用“廣角鏡頭”，展現了廣闊的現實生活畫麵上的零星散點，然後把它們聚合、集中，產生了較然而社會意義。
那時，騾子車還是張家口的主要交通工具，黃土大道雖仍使這個大城市有著“古往的意味”，但這裏的民風可談不上純樸潔淨；整個大同城連一份報紙都沒有，破舊的城牆似乎向初遊者訴說著內戰的厄運。白天，救世軍的天國歌聲與乞丐的乞討哀調相映成趣。到了晚上，冶麗的妓女滿街，枯瘦的癮君子滿炕。這裏有八歲就出來賣唱的小姑娘，也有替妻子所接的嫖客低聲下氣點煙倒茶的丈夫。好人家得貼上這樣的對聯：良民住戶家，行人須止步。在煤田，粗黑的礦工用生命從地獄般的礦井裏挖錢，可除了糊口外，他們大都把錢花在賭局和藥店裏，或者用在吸鴉片和睡女人上。
卓資山種滿了罌粟，綏遠有太多的癮君子，經濟凋蔽不堪。“此地人很淫，作官的管得了一切，能管得住人的情性嗎？”民風日下，道德淪喪。包頭倒是個帶點原始樸質氣的小城，黃河岸邊的村民還供奉著治水的大禹。一個官吏痛苦地談起開發西北的前途，“像是述說一個將斷氣的人的瘋狀”。透過一幅幅白描勾勒出的新聞速寫畫麵，蕭乾把造成西北邊塞地區人民貧窮，經濟落後，社會停滯不前的幾個方麵原因暗示出來：政治統治的黑暗，烽火難息的內戰，傳統觀念的束縛，倫理道德的喪失，再加上鴉片的侵蝕，妓女的泛濫。西北像一位瘦弱的病人在沉睡，救藥的唯一途徑是國家的中興，民族的複蘇，光靠生存意誌賦予的與天人暴虐的對抗力，並不能真正自救。
其實這不是蕭乾第一次去內蒙，1930年，他曾和他的四堂嫂安娜以及安娜的幾個美國老鄉去過一趟。那次，他竟然還站在山腳下大片大片迎風招展的罌粟花叢中讓人拍過照呢。何以上一次沒什麼強烈的感觸，而這一次卻這麼觸目驚心，這麼憤慨，這麼急切地想探索現實。究其原因，是巴金在讀了他的一些小說之後，在對個別人物和情節表示讚賞的同時，說他的生活視野太窄，要他走出個人的小天地，關心社會，擁抱同類。另外，不僅要欣賞生活中的美，更要正視醜惡。在這位師傅的鞭策下，他漸漸學習著忘記自己，而把廣大人生同自己聯係起來。這趟“黃魚”行是他接觸社會現實的開始，從這之後，他這個有意識不帶地圖的旅人，就天南地北地闖蕩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