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乾的旅行記者生涯從1934年暑假開始,那時,他還是燕大三年級的學生。一天,他在平綏鐵路上當貨動員的朋友孟仰賢問他想不想跟著跑一趟車,一個大子兒也不用花,還管保一路玩個暢快。那陣子鐵路職工除了每年正式發免費乘車證之外,還經常可以帶幾名“黃魚”。客車上,隻需向列車長打個招呼,就沒人查票了。至於貨車,更不會有人過問,何況這位孟貨運員還是一車之長。旅行歸來,蕭乾寫出了他平生的第一篇特寫《平綏道上》,後改題為《平綏瑣記》。
它以旅行見聞錄的形式,記述了蕭乾在塞外城市旅行訪問的見聞感受。在火車上,他看到的塞外風光,不是“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而是凋蔽不堪的村舍,形容杭槁枯的農民,和一望無際、五彩繽紛的罌粟花。當時已轉入新聞係的蕭乾,希望借旅行來拓展自己生命的天際線,至少在大時代裏充當一名消息的傳達者。《平綏道上》正是這種實踐的起點。它“散點式”地描述了張家口、大同、卓資山和包頭等城市地區的社會狀況和生活風貌,勾畫出愚昧、落後、閉塞、陳舊、墮落的社會景象,是一幅塞外社會的民俗圖卷。蕭乾在這裏沒有用“變焦鏡頭”,而是使用“廣角鏡頭”,展現了廣闊的現實生活畫麵上的零星散點,然後把它們聚合、集中,產生了較然而社會意義。
那時,騾子車還是張家口的主要交通工具,黃土大道雖仍使這個大城市有著“古往的意味”,但這裏的民風可談不上純樸潔淨;整個大同城連一份報紙都沒有,破舊的城牆似乎向初遊者訴說著內戰的厄運。白天,救世軍的天國歌聲與乞丐的乞討哀調相映成趣。到了晚上,冶麗的妓女滿街,枯瘦的癮君子滿炕。這裏有八歲就出來賣唱的小姑娘,也有替妻子所接的嫖客低聲下氣點煙倒茶的丈夫。好人家得貼上這樣的對聯:良民住戶家,行人須止步。在煤田,粗黑的礦工用生命從地獄般的礦井裏挖錢,可除了糊口外,他們大都把錢花在賭局和藥店裏,或者用在吸鴉片和睡女人上。
卓資山種滿了罌粟,綏遠有太多的癮君子,經濟凋蔽不堪。“此地人很淫,作官的管得了一切,能管得住人的情性嗎?”民風日下,道德淪喪。包頭倒是個帶點原始樸質氣的小城,黃河岸邊的村民還供奉著治水的大禹。一個官吏痛苦地談起開發西北的前途,“像是述說一個將斷氣的人的瘋狀”。透過一幅幅白描勾勒出的新聞速寫畫麵,蕭乾把造成西北邊塞地區人民貧窮,經濟落後,社會停滯不前的幾個方麵原因暗示出來:政治統治的黑暗,烽火難息的內戰,傳統觀念的束縛,倫理道德的喪失,再加上鴉片的侵蝕,妓女的泛濫。西北像一位瘦弱的病人在沉睡,救藥的唯一途徑是國家的中興,民族的複蘇,光靠生存意誌賦予的與天人暴虐的對抗力,並不能真正自救。
其實這不是蕭乾第一次去內蒙,1930年,他曾和他的四堂嫂安娜以及安娜的幾個美國老鄉去過一趟。那次,他竟然還站在山腳下大片大片迎風招展的罌粟花叢中讓人拍過照呢。何以上一次沒什麼強烈的感觸,而這一次卻這麼觸目驚心,這麼憤慨,這麼急切地想探索現實。究其原因,是巴金在讀了他的一些小說之後,在對個別人物和情節表示讚賞的同時,說他的生活視野太窄,要他走出個人的小天地,關心社會,擁抱同類。另外,不僅要欣賞生活中的美,更要正視醜惡。在這位師傅的鞭策下,他漸漸學習著忘記自己,而把廣大人生同自己聯係起來。這趟“黃魚”行是他接觸社會現實的開始,從這之後,他這個有意識不帶地圖的旅人,就天南地北地闖蕩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