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底，胡霖致信蕭乾，以商量的口吻提出，希望他1946年盡早回《大公報》設在上海的總管理處。不久，胡霖又來一信，要他離英之前去趟瑞士。
瑞士之行是蕭乾向歐洲的告別旅行，也是繼英國大選之後，他對西方民主政治的又一次體驗。他的《瑞士之行：一個中立國的啟示》即是根據這兩周的訪問寫成。在瑞士，蕭乾瞻仰拜謁了詹姆斯喬依斯的墓地，並為瑞士美麗的湖光山色所陶醉。但在《瑞士之行》中，他並未去描繪瑞士秀麗迷人的山水，而是著重寫了瑞士的民主製度，分析它經濟繁榮的原因和為中立所付出的代價。
蕭乾以為瑞士“是一個少變化少發見的國家。整潔、精明，超然地觀察著人類的興亡，巧妙地盤算著自己的利潤，卻不分享人類的激鬥中的戲劇”。但他哪裏是在客觀報道一個中立國的情況！那明擺著是針對國內現狀的。關於瑞士的“一本萬利”，他的分析可能全部謬誤。他隻為襯托、慨歎國內是在做著“賠本生意”。
確實，蕭乾的筆是指向當時獨裁的蔣介石政權。《原始的民主》這一節，實際上是以瑞士的民主反襯當時國內的專製統治。“瑞士人民最酷愛自由，而又最守法；這一來，當權者不必過分拘束人民，而人民也沒有叛革的必要。瑞士人人是武人，然而全國百年來從無所謂武人階級。”對照國內，一方麵，蔣介石政府不給人民民主、自由的權利，另一方麵，一直實行軍事強權統治，不僅有強大的武人階級，而且對人民采取殘酷的鎮壓手段。瑞士聯邦的總統絕對直轄於議會，總統與平民沒有界限，而中國的蔣總統具有天大的權威。
瑞士人珍愛自由甚於生命，同時也尊重別人的自由。中國的帝製過久，“自由”這個概念對大多數中國人還是陌生的，中國人慣常把“自由”與自由散漫、無法無天連在一起。殊不知自由與人權是不可分割的。在瑞士，看不到軍隊鎮壓，街上也少有警察巡邏。在中國，國民黨特務橫行，軍警施暴。
瑞士政治和經濟的成功，都是基於教育的發達。而當時中國的教育水準還相當低下。沒有教育，人民不會有自由的意識，也就不會有民主自由的國家。
蕭乾認為，統一可以用兩種方法建立：以一個有權勢集團壓製著其餘的民眾，這可以完成暫時的統一，可是一旦反了掌，十年的積怨必為子孫招來五十年的磨難。另一個統一方法是承認每個單位的基本權利。他覺得這後一種方法是徹底的統一門徑。瑞士正是靠了它，牢固地把三個不同民族團結在一起，政治民主、教育發達、生產和諧。而蔣介石獨裁政府的統一途徑，恰恰是前者。蕭乾巧妙地以盛讚瑞士民主製的方式，竭力呼呈中國實行民主政治，同時也是對國內蔣介石法西斯統治的有力抨擊。他用這種“一箭雙雕”的寫法，來引發人們自覺參照瑞士的民主，對比國內的政局。
《瑞士之行》體現出蕭乾的民主自由思想，他希望中國能夠真正擺脫帝製傳統，剔除獨裁，實行瑞士式民主議會的政治製度。
1946年3月，歸心似箭的蕭乾在倫敦登上“格林諾高”號貨輪，踏上了歸途。船在新加坡勾留了30多天，這段時間，他踏訪了馬來半島，雖然剛剛擺脫日治的這片土地上依然飄揚著米字旗，但民族運動正在醞釀之中。蕭乾由在馬來半島的見聞寫成《劫後的馬來亞》，他在80年代編選集時，將“謳歌殖民主義”的部分全部刪去。
《劫後的馬來亞》主要描述了在英國殖民主義統治下馬來華僑艱苦的奮鬥史和他們對祖國的熱望。他們的國家意識一向超過政治意識，華僑的大多數是無黨無派的，“對祖國是一腔的愛憐，深刻的失望”。他們要的是一個“對外強硬對內寬容的政府，實行民生民權的政府”。但他們對祖國太過失望痛心，恨祖國不爭氣，幣製崩潰，內戰紛起，政治命運掌握在別人手裏。很顯然，蕭乾又在借題發揮，這實際上是對國民黨腐敗無能的直接揭露。他還意味深長地回顧了馬來亞共產黨的發展，分析了當前的現狀，把他們稱為一批“有膽量，有主義，有紀律的青年”，表現出“五四”和“五卅”的激昂果決。另外，劫難以後的馬來亞新聞業勃興，華僑教育普及，政黨組織林立，言論自由的程度超過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
蕭乾無非想說，蔣介石對自己的同胞甚至還不如帝國主義者對待殖民地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