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政治》是紅毛的第二篇傑作，它以當時的中國不配法西斯化反諷中國的政治體製依舊停留在中古時期。蕭乾的用意並非僅限於此，他從多方麵對比了國民黨與德國納粹的異同，從另一方麵揶撿中國竭力討好、奉承外國記者和外交官，在歐美大都會華麗旅館請雞尾酒，重資津貼紅毛職業文人寫譽華文字，試圖在國際社會確立中國如何民主的形象。同時譏俏中國在一些方麵尚不如法西斯。夫法西斯者，一套政治機器也。中國生產未機器化，政治亦依然徘徊於中古時代。
中國之可憐在紅毛的戲謔文字中可見一斑：正牌法西斯如當年之德意，本身經濟既有辦法，國力又充足，可任舉世謾罵，置之不理。短簡幾筆，便勾勒出國力充實、飛揚跋扈、傲視世界的納粹法西斯的形象。而貴國不配法西斯化理由之一是中國太窮，須仰仗他人扶助；太弱，實在不敢向舉世挑戰；結果伸出拳頭來捶倒身邊幾個瘦鬼，勢必又縮回去充老實人。原因還是中國太窮，而救中國窮的是相信民主的；太弱，而保護中國，在國際場麵上支持中國麵子的又是民主國家。從中不難看出，中國猶如一個發育不健全，營養不良的畸形兒，太窮，需仰仗他人扶助，太弱，不敢向舉世挑戰。她渴望著健壯和驃悍，無奈自身百孔千瘡，不得不靠正常的民主國家救濟和保護，撐起門麵，以求在畸形中繼續畸形地發展，不致淪落消亡。
這隻是中國不配法西斯化的外在原因，根本原因則在貴國人民之素質。紅毛憑閱史書和與人接觸，斷言中國人民深入的個人主義氣息，乃法西化大家最無辦法之事也。法西斯化重紀律，尚英雄崇拜，把整個國家幾乎變成一座兵營，人人都有尚武精神。而中國人則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耕田，吃飯，拉屎，生兒子，病了吃藥，死了入土；袁世凱可來，張宗昌可去，而中國農民卻最後仍是主人。中國人的這種國民性表明中國不太可能法西斯化，中國人的個人主義是法西斯化一道難以逾越的障礙。那種傳統的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人生哲學在中國人腦中根深蒂固，不管你以什麼主義，什麼思想或任何意識形態相加，他們都會一如既往地把自己封閉在土生土長的故土家園。
很顯然，蕭乾極為推崇民主個人主義思想，但那隻是個遙遠的夢想。西方的個性主義與中國的個人主義形成的基礎不一樣，表現出來的方式也迥然不同。個性主義無疑是民主國家的產物，它以人權為基礎，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秩序裏享有充分的個性權利。而個人主義卻是專製集權的衍生物，一個人的思想便是所有人的思想，一個人的權力便是所有人的權利，決不許個性權利有任何生存的空間。換言之，個性主義與個人主義原本是一個東西，在民主國家，人人享有巨大的權利空間，尊重他人自由成為可能，個性主義得以張揚。而在強權獨裁下，個性權利被無端斬於馬下，其自身抗體發生變異，便自然生成了隻講一己私利的個人主義。我不享有權利，誰都別想享有權利。你自私自利，大家便都自私自利。也許人們的靈魂中都有一塊個性主義的自留地，隻有遇到適合的土壤和充足的陽光雨露，才會長出茂盛的莊稼。那便是像蕭乾所希望的，把中國的個人主義民主化。
夫交通燈者，民主政治中之製度化也，而交通燈運到貴國改由警察開，也有如外國總統製運到貴國即變成袁世凱之皇帝一樣也。蕭乾飽汲中西文化，對中國變換西方民主製的技法頗為了解，他以這樣一個意味深長的比喻來暗示，任何民主的東西到了中國都會變樣，交通燈、總統製僅是一兩個方麵。
交通信號的顏色全是由人來規定，紅色危險，綠色安全，找不出什麼理由，倘若哪個地方硬是規定紅色安全，那綠色便被視為可怕了。總之，這是文明社會的規定，在紅色與綠色中間，還有一過渡的黃色。蕭乾以這三種顏色分別比作國民黨、國共之間的無黨派人士和共產黨。國共雙方到底哪邊為紅並不重要，也沒什麼意義。重要的是，黃色的存在本身意義不大，但其作用卻在避免撞車慘禍。無黨派人士的作用也大致如此，他們雖不能阻止內戰的發生，更不能在其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卻可以起到緩衝作用。正因為此，國共雙方才在兩路口皆堵住龐大卡車之今日，盡力爭取黃色為己用。黃色或足以避免血肉飛濺之悲劇也。當紅、綠燈交相爭豔，國共重燃內戰烽火時，黃色就沒用了，隻能瞠目而視。所以，此並非法西斯政治，而是中古時代之蠻性政治而已。
交通燈下的警察好比當權者，他在紛亂交通的喧嚷聲中，佇立在太陽下，也算受盡了辛苦。即使為了那可憐的警察，也希望中國的政治交通趕速自動化。蕭乾以一管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柔弱之筆，透過一連串的比喻，剖析了當時中國政治交通的混亂及根源。真正的出路在哪裏？蕭乾的答案是，需要的是容忍，守法，和一顆公道心！他隨即慨歎，中國的交通燈製已非局部改革所能為。他把中國如何改革才能實現真正的自動化交通，即民主的秩序，留給了政治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