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蕭乾的所有社評中，體現其自由主義思想的約占三分之一強，有些單從題目就能看出來，如《泛論民主與自由》、《論政治與暗殺》、《慨歎人權會議》、《我們要發掘偉大的政治家》、《國際潮流與自由》、《民主政治怎樣軌道化？》、《吾家有個夜哭郎》、《自由從自家做起》、《自由主義者的信念》、《政黨和平填土工作--論自由主義者的時代使命》等。要研究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思想史，這些絕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史料。
《泛論民主與自由》幾乎成了蕭乾的民主宣言，他把自由與民主比成車的雙輪，相輔相成。自由與法治是民主政治的根本。一個民主法治的政府，執行依照人民意誌製定的法律，政權不能超越法律，對人民的自由權利不能加以法外的幹涉，人民守法，政府也得守法。如果政府為一時便宜行事，施行臨進法令，剝奪人民合法的行動言論以及最基本的人身自由，很容易使人民感覺法律與人民的利益分離，而認為它是政府方便行事的工具。他在1947年1月寫成的特寫《冷眼看台灣》裏，把這種自由歸納為指摘統治者的自由。思想的自由。發表的自由。憲法所允許的自由。《民主政治怎樣軌道化？》闡明民主政治要上軌道，黨與國必須截然分開，大官吏也不能利用職權圖謀私利。
《論政治與暗殺》的副題是民主傳統比民主製度更重要。也就是說，民主製度真正實施的前提必須是在民主傳統的真正建立。法治是民主的基礎，而法治的先決條件，是官吏和人民都能守法、明法、行法。官吏必須在法治的基礎上尊重人民，保障人民權利，處處為人民著想，人民也要有為自己的權利、利益依法奮爭的勇氣，這才是國家通往民主與法治的坦途。但法治傘下的人治，會使法治成為泡影。蕭乾在另一篇題為《建設與破壞》的社評中再次重申，任何民主主張，最終都該是為了人民，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然而，蕭乾又在《人道與人權》和《慨歎人權會議》裏道出了內心深層的痛苦，他感到不僅中國談不到人權，沒有人權基礎，而且現在沒有一個國家的人民能夠完全獲得自由、平等以及一切基本權利。
括總來說，蕭乾的自由主義理念與追求是怎樣的呢？《自由主義者的信念》無疑是篇宣言性質的社評，他稱自由主義不過是個通用的代名詞，它可以換成進步主義，也可以換成民主社會主義。在基本信念上，它有五點：一、政治自由與經濟平等並重。二、相信理性與公平，也即是反對意氣、霸氣與武器。三、以大多數人的幸福為前提。四、讚成民主的多黨競爭製，也即是反對任何一黨專政。五、任何革命必須與改造並駕齊驅。
自由主義與英雄崇拜是不相容的。自由主義堅持每個人的天賦自由，也即是承認每個人起碼的平等。它不隻是一種政治哲學，更是一種對人生的基本態度：公平，理性，尊重大眾，容納舍己。因崇尚自由也就反對個性的壓迫，不能容忍任何方式的獨裁。這樣，它也就需要民主政治的另一個標誌--言論自由。蕭乾在《自由從自家做起》裏把言論自由比作民主製度的試金石，民主政治的基石。他當然清楚世上沒有絕對的自由，但相對自由一旦失了客觀水準，一旦全憑了某個人的情緒意誌來定，那相對自由也就沒了意義，等於不自由。獨裁與民主國家的分水嶺，正在前者輿論屬公，後者絕對民營。文明國便是其國內必容許反對分子或集團存在的國家。蔣介石獨裁政府扼殺輿論，限製言論自由，舍本逐末，勢必自取滅亡。言論自由，正如任何自由，既不能由政府頒給，也不能靠國際會議的一紙決定。言論的不自由，大凡不出四種原因：上麵有專橫的政府，下麵有懦弱怕事的人民，周圍有蠻不講理的社會，而新聞記者本身又有怯懦分子，而時常這四種原因同時存在。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社會腐敗，政治獨裁，人民膽小怕事，新聞記者缺乏發表自由的勇氣。而共產黨政治開明，解放區人民都當家做了主人，新聞記者暢所欲言。
其實，重慶《新華日報》早於1944年9月1日就在以《祝記者節》為題的社評中，對蕭乾稱讚戰時英國仍堅持新聞自由給以肯定，並認為美國之所以能雪珍珠港之恥，而轉入反攻，英國之所以能雪敦刻爾克之辱，而走向勝利，最重要的關鍵是政治上的民主，而言論自由又是極重要的一個環節。共產黨極為認同羅斯福和邱吉爾都把言論自由確定為戰爭目的之一，在戰時，要依靠它來打勝仗，在戰後，還要依靠它來保持永久和平。同時呼籲國內新聞界同仁，要隨時隨地團結一致，為言論自由而奮鬥到底。言論自由與新聞事業是血肉相連的，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健全發展的新聞事業；沒有言論自由，新聞事業本身是會枯萎的。也就是說，政治民主、言論自由的盟邦最後取得了二戰的勝利，政治民主、言論自由的共產黨最終也取得了國內戰爭的勝利，奪取了政權。所以，國民黨失敗的根源在於，中國的確還沒有民主政治，然而中國又何嚐有民主的社會。
由蕭乾1950年向黨組織遞交的思想彙報看，他是從1948年春開始清算自己政治上的自由主義的。然後，在《大公報》同事，中共地下黨李純青的幫助下，除了看文件，主要的學習是社會發展史，到1950年6月，他的向上爬的念頭，已被主觀努力及客觀環境壓製住了--把它消滅幹淨還需要進一步的學習。文藝上，還寄存些技巧觀點的殘餘，需要由情感上與工農兵結合來徹底克服。《大公報》的關係不但斷了，而且也清算了報恩觀點。一方麵明了該報過去在革命中反人民的罪惡，一方麵也清算了它對我的不良影響。他決心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組織下，建立革命的人生觀，使自己在人類大同這個最崇高的理想及事業上，能發生一個螺絲釘的作用。為使自己成為一個真正的走共產主義路的馬列主義者，1950年9月他向組織提出了入黨申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