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50年5月一卷九期《人民中國》上蕭乾為紀念五四而寫的社論式英文隨感《五四運動》不難看出，他已把自己的思想提高到一定高度了。他開明宗義地指出，五四運動使中國的進步力量獲得新生。五四這一天即標誌著反動派的滅亡，是新舊民主的分水嶺。文章扼要回顧了中國曆史上這場偉大的反帝反封的革命運動，並稱它為革命的新青年與反動政體的第一次大碰撞。五四運動是由革命的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組成的統一戰線共同推動的。接下來，就在不久以前還是胡適式民主個人主義者的蕭乾，開始批評五四運動的右翼，以胡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說他們反對以中國共產主義先驅李大釗為代表的真正的進步力量。指明改良主義終將破產，因為胡適是蔣介石的忠誠支持者，美帝國主義恭稱他為民主個人主義者。
我由此對我在前文中所作出的1946年到1948年的蕭乾是個徹底的自由主義者這個結論產生質疑。因為首先他清楚，信奉自由主義這一理想抱負的，坐在沙發上與挺立在斷頭台上，信念得一般堅定。另外，他也很清楚，一個政黨的確需要信徒，聚徒眾而形成組織。鐵的組織，鋼的紀律，愈堅固緊嚴，其取得政權或維護政權的機會愈大。為求組織紀律的鋼鐵化，隻有犧牲個人自由，一切由黨魁或少數寡頭指揮。換言之，一個主義一旦組織化了，勢必就得寡頭化。而一個徹底的自由主義者，因受不了嚴苛的紀律，就可能站在政黨之外，保持其獨立的立場，保持其個人發言權。當然這要單看一個自由主義的氣質與立場了。需要集體行動的政黨，本質上並不適合真正自由主義者的口味。另外，自由主義者並沒有什麼帶綱領性的文獻，也沒有固定的書本。由盧梭，康德，以至羅素，杜威；由傑弗遜，林肯，以至倡四大自由的羅斯福，都用墨水和行動寫下了自由主義的界說。所有政黨都有短期的集中訓練所，自由主義的訓練所卻須由搖藍以至幼稚園開始。這訓練不假借黑板粉筆或風雨操場，而是散播在大氣中，沁入心脾。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蕭乾後來在批判自己的自由主義思想時，把他個人的發展說成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一個具體例證，這倒從反麵說清了他的自由主義思想，也即是他中自由主義毒害的來源：一是他自小在教會學校受教育，前後有20年之久，所有課目都滲滿了改良主義的毒素。二是一出大學校門，就進入了高舉改良主義旗幟的《大公報》，堅持的是人家倒，我不倒；人家先倒，我後倒（胡霖語）的典型而徹底的機會主義者的立場。三是在改良主義大本營的英國又住了七年之久，使其改良主義更係統化起來。所以他才會在編《大公報》文藝副刊時勸青年們多看些佛經、語錄；才會成為對國民黨反動政府小罵大幫忙的民間疾苦搜集家，專寫民間疾苦卻從不問疾苦的由來和如何解除疾苦；才會在《人生采訪》裏把瑞士描寫成一座天府；才會在1946到1948兩年的社評中鼓吹中間路線、自由主義等；才會在《紅毛長談》裏來推銷我從拉斯基，從工黨英國販來的一批毒素；才會主動請纓，去做《新路》的研究員。
不能說蕭乾的這種自我批判和清算不真誠，不深刻，可我懷疑他會這麼快就認識到整個改良主義的反動性，它不是什麼超階級超政治的。它是資產階級的幫凶，它一向的意圖和作用就是延續反動統治的壽命。但我相信，經過思想改造，他當時的確已經清楚地認識到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唯一造福人類造福中國的真理，同時他也承認，距離把那真理請到我的腦袋裏當主人還很遠，把改良主義的毒菌由我的血管中排除尚需時日。
正因為蕭乾腦子裏始終有這塊自由主義的自留地，或稱改良主義的毒菌沒從血管中滌除幹淨，他才會在1957年的鳴放期間接連寫出《上人回家》、《人民的出版社為什麼會成了衙門？》和那篇使他獲罪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
《上人回家》意在諷刺共產黨內教條主義的官僚作風，他們無論工作、生活，隻是口頭上大講空洞的馬列理論，處世圓滑，言辭華而不實，沒有獨立的頭腦，根本解決不了什麼實際問題，連自己的妻兒都覺得別扭。《人民的出版社為什麼會成了衙門？》則從自身經曆出發，在論及與幾家出版社打交道的過程中，盛讚巴金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民主精神，它與作家之間有種可貴的感情。它正是以這種精神把一批又一批新人領進當時非常難打進去的文壇。而如今人民的文學出版社，卻出奇地馬虎、倨傲，重重地背了中央一級的包袱，因而時常擺出的一副你不來我不在乎，我不給你出你就別無出路的神氣。蕭乾嚴厲批評了這家出版社工作上的主觀主義和經濟上的浪費行為，指出它的定額和稿酬的計算製度，比解放前更主觀，也更不科學。他不禁反問，為什麼過去有些出版社能給青年寫作者那麼多溫暖，而今天人民的出版社，卻反而成了衙門呢？他以為在管理上應借鑒資產階級出版社的一些合理做法。這無疑是在給社會主義的出版業抹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