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心容忍人事工作》的批判鋒芒更為銳利，它鮮明指出，我們這個革命的社會已經逐漸形成了一種可怕的革命世故，對人不即不離，發言不疼不癢，下筆先看行情，什麼號召都人雲亦雲地表示一下態度，可對什麼也沒有個自己的看法。蕭乾以排演古典戲《十五貫》為例，說明隻要黨中央一推薦，恨不能各大劇院、各個劇種，都清一色的《十五貫》了。人們似乎都在組織性紀律性麵前喪失了獨立思考、推陳出新的能力。他認為共產黨不應對文藝工作采取領導的方式，政府對文化人應該放下心來。
他進而大膽引用引西方那句豪邁的話：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願犧牲我的性命，來維護你說出這個看法的權利。來希望黨內減少革命世故，個人與組織間不存芥蒂，上下團結，讓大家在互相信任的基礎上，毫無忌憚地發出肺腑之言。他認為爭鳴不能靠中央號召，不能靠運動的空氣支撐。他重申民主精神應該包括能容忍你不喜歡的人，容忍你不喜歡的話。不能把馬列主義神秘化、庸俗化，更不能把馬列主義當成唬人的棍子胡揮亂舞，逼著人家對政治產生反感。我們目前還不能進一步說：每個中國人都已經有了說話和寫作的自由了。他還批評了黨的有些人事部門簡直成了人們恐懼的神秘機構。他覺得人事部門應成為大家有冤可以申，有苦可以訴；成為不僅僅做保衛工作，同時也能解決內部矛盾，加強團結的地方。
天真的蕭乾，感情上已受了好幾年的壓抑，終於在1957年初夏引蛇出洞的氣侯裏，在中央的撐腰下，得到一抒己見的機會。心情豁然開朗了幾天，就被戴上了右派帽子。他便很快像上次清算自己的自由主義思想一樣，做起了更深層次的思想檢查。他稱《放心容忍人事工作》暴露出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猙獰麵孔，對黨和人民犯下了嚴重的罪行，而且情節格外惡劣。他懂得給自己上綱上線了，如幹脆把《大公報》說成是反蘇反共的，把自己說成是帝國主義拳養的洋奴，說自己以前理解的民主自由，就是能容忍異己，而忽略了最起碼的要求應該是作自己的主人，即民族自決。他還深刻檢討了思想上與章伯鈞、羅隆基所產生的共鳴，我要一方麵接受組織上的徹底審查，一方麵堅決把自己思想裏與章、羅共同的東西挖個幹淨，使我此生再也不可能對類似章、羅那樣的思想或行動起共鳴。不論我的買辦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我的奴化教育有多麼根深蒂固，我有決心要清除掉，跟大家一起死心塌地走社會主義的道路。
回眸蕭乾1979年平反複出，重新寫作，到1999年去世這整整20年的時間裏所寫的大量散文作品，我感到他又回到自由主義的車轍上來了。從他寫的《唉，我這意識流》一文中可以想見，即便是在那浩劫歲月，他的自由主義思想的意識流一天也沒有斷過。也就是說，自由主義的思想種籽始終深埋在他頭腦中的那塊自留地裏萌芽著，等待外部世界陽光土壤的適合，就可茁長起來。但這時他已稱不上是嚴格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了。就他半個世紀作為自由主義者的命運輪回來看，他決不是挺立在斷頭台上依然抱定自由主義信念的那種徹底的自由主義者。從1946年到1999年他重複經曆的放言、批判、再放言、再批判直到晚年又放言三個階段可以判斷，他倒有點像毛澤東在《反對自由主義》中提到的那種人。
如果說蕭乾1946年到1948年是個徹底的自由主義者，那1948年以後，他便是帶上機會主義色彩的自由主義者了。對這一點，他在1951年清算自己時已經有了清醒的認識，我認為改良主義，中間路線，自由主義以及費邊主義基本上都是一個東西。毛主席在《反對自由主義》裏已經精辟地指出，自由主義就是一種機會主義的表現，是和馬列主義根本衝突的；它的根源是小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性。當脆弱的小資產階級不是在堅強的無產階級的領導下的時候，這幾乎是政治上必然發生的一種岔子。若依此說，1946到1948年，作為徹底自由主義者的蕭乾，是出了岔子，1957年鳴放時機會主義的蕭乾又出了岔子，1979年以後的晚年蕭乾，還在出岔子。
我願把自由主義者比成一粒種籽，它最適宜在民主政治的土壤裏發芽成長。強權政治和集權專製是自由主義的兩大瘟神。對一個徹底的自由主義者來說，民主國家和獨裁統治，就好比前者是沙發，後者是斷頭台。
最近我又在編選蕭乾的雜文和社評，書名就叫《自由主義者的信念》，其中多是出版《蕭乾文集》時被刪掉的篇什。也許是擔心蕭乾50年前的自由主義言說會招來麻煩，或曰在政治上發生的一種岔子。不過，我相信讀者多半會在沙發上捧讀這部頗具思想價值和品格的書，而決不信有誰因與書中的自由主義思想產生共鳴而被送上斷頭台。
§§五、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