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魯迅逝世後，整個文藝界悲慟萬分，王芸生卻在《大公報短評欄》對這位屍骨未寒的文藝界導師大肆攻擊。上海文藝界為之嘩然。憤怒之中，蕭乾向報社提出辭呈。這也是他平生惟一一次提出辭職。當時在上海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積極支持，邀他參加《屠格涅夫全集》的翻譯工作。後來是《大公報》老板胡霖不同意辭職，答應由報社彌補過失，挽回損失，他才收回成命。倘若真辭了職，他自然就搞上專業翻譯了。不過，他並不認為自己真能成為翻譯“家”，因為充其量他這也隻是迫於生計。這當然是謙辭。
40年代，蕭乾在劍橋大學王家學院讀研究生時，曾比較係統地研讀過福斯特、吳爾芙和勞倫斯的小說，有的非常喜歡。但他從未萌生過把他們任何一部作品翻譯成中文的念頭。蕭乾搞翻譯，甚至包括他晚年翻譯《尤利西斯》，從來都不是主動的選擇。
“審幹”使1956年成為蕭乾翻譯的多產年。反胡風運動之後，他由《譯文》調出，當上專業作家，本計劃下開灤煤礦體驗生活，寫一個反帝題材的長篇小說。但“審幹”期間，人人接受檢查，等候結論，不得任意走動。不能搞創作，也不能成天閑著。在這種無奈的情形下，他隻好埋頭搞起了翻譯。一年的時間，他翻譯出版了三本書：英國隨筆散文大家蘭姆姐弟著的《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中國青年出版社）、捷克著名作家哈謝克的《好兵帥克》的節譯本（人民文學出版社）和英國18世紀批評現實主義作家亨利菲爾丁的《大偉人江奈生魏爾德傳》（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7年，蕭乾被打成“右派”，下放唐山柏各莊農場監督勞動。1961年5月，調回人民文學出版社，去編譯所工作。他衷心感謝翻譯這根救命稻草在冥冥之中保護著他，使他沒像農場的其他許多難友一樣，被發配到邊遠地區，有的甚至改行去賣醬油，而是回到北京，繼續從事文字工作。
196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署名“佟荔”翻譯的《裏柯克小品選》。“佟荔”即蕭乾化名。當時，他還戴著“右派”帽子。倒了黴，連名字也會臭得見不起人，隻好借幼子蕭桐的“桐”之諧音改姓“佟”，女兒的名字叫“荔”。蕭乾絕不會想到，在過去了27年之後的1990年3月31日，加拿大駐華使館專為重新出版由他增補、充實的《裏柯克幽默小品選》舉行了一個熱情友好的慶祝會。這回，書的扉頁上赫然印著“蕭乾譯”。加拿大駐中國大使EarlDrake先生祝詞說：“作為加拿大在中國的代表，我非常高興，這個版本將使這個偉大國家的讀者更好地理解裏柯克的作品。我們很幸運，這部作品是由著名作家蕭乾先生翻譯的。他用作家自己的敏感和技巧，使中國的讀者能夠領會原著的精神和意圖。”
60年代，摘了“右派”帽子以後，蕭乾與人合譯過厄普頓辛克萊的《屠場》（1979年10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在這之前，他已與李從弼合譯過菲爾丁的《湯姆瓊斯》（此書到1984年才出版）。1969年，下放湖北鹹寧五七幹校。1973年回京探親，泡病號，“賴”在出版社的翻譯組不走。他發覺自己從沒有這麼“熱愛”翻譯，擁抱翻譯，幹得那麼起勁。他甚至感到，若能這樣了此一生，也是莫大的欣慰。他先後與人合譯《拿破倫論》、《戰爭風雲》、《麥克米倫回憶錄》、《1932--1972年美國實錄：光榮與夢想》，並參與校訂《肯尼迪在白宮的一千天》、《美國海軍史》、《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等國際政治類譯作。幹校不止一次打電報催他回去勞動，他居然憑著這根“稻草”頂住了。
蕭乾晚年回憶這段經曆時不無感慨地說，那時所傾向的翻譯，文藝的也好，社科的也好，都並非翻譯本身，而是它能結束一個人如喪家之犬般顛沛流離的生活。確實，那些翻譯全是應急之譯。如《拿破倫論》僅是因毛澤東急需閱讀，他和幾位大學者一起連夜奮戰，趕譯出來的。
1979年，蕭乾平反複出以後，若非《世界文學》的編輯，詩人鄒荻帆盛情相約，他大概也不會主動去翻譯挪威戲劇家亨利克易卜生的寓言諷刺詩劇《培爾金特》。他搞翻譯，雖然全屬“被動”。但一幹起來，總能全力以赴，心無旁騖，精心認真地對待每一部作品。1981年溽暑，剛做完左腎切除手術，他便插著一根導管，堅持譯完了《培爾金特》，而且譯得那麼傳神。1983年，中央戲劇學院表演係根據他的中譯本排演話劇《培爾金特》，演出後引起不小的轟動。1986年12月，他也因出色翻譯了這部劇作，在北京接受了挪威王國政府授予的勳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