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乾最早聽到喬伊斯這個名字，是1929年在燕京大學國文專修班楊振聲先生開設的“現代文學”課上。但直到1932年在輔仁大學英文係接觸到愛爾蘭文學，才知道他是愛爾蘭人。1939年赴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任教後，每月都要從菲薄的薪金中擠出錢來買書。奧德賽出版社1933年出版的剛剛開禁不久的《尤利西斯》是他抵英後買的第一部書。他在花了很大氣力把它讀完後，還曾給國內的胡適發過一張明信片，上書：“此間（指東方學院）工作已談不到，心境尤不容易，近與一愛爾蘭青年合讀JamesJoyce（喬伊斯）的Ulysses（《尤利西斯》）。這部小說如有人譯出，對我國創作技巧勢必大有影響，惜不是一件輕易的工作。”（1940年6月3日）
1942年夏，蕭乾辭去東方學院教職，入劍橋大學王家學院當研究生，專門研究現代英國心理小說。正當二次世界大戰西歐彌漫戰火的歲月，他卻躲在劍橋一間14世紀的書房裏，啃讀起了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並閱讀了他所有的著作、評論和書信。盡管他更偏愛福斯特的小說，而且福斯特與喬伊斯在小說的藝術觀上還是對立的，但他已覺得《尤利西斯》真的是人類在文學創作上的一宗奇跡。到了1944年6月盟軍登陸諾曼底開始西線大反攻時，他重操舊業，被報社派往第二戰場任戰地記者，後隨美國第7軍挺進到萊茵河地區。他隻好放棄了正在研讀的喬伊斯的最後一部小說《芬內根守靈夜》，中斷了喬伊斯研究，也放棄了即將到手的碩士學位。
1945年，蕭乾去瑞士作告別歐洲的旅行時，專程到蘇黎士郊區拜謁了喬伊斯的墓地。他在隨後寫的《瑞士之行》中這樣寫道：“這裏躺著世界文學界一大叛徒。他使用自己的天才和學識向極峰探險，也可以說是浪費了一份稟賦去走死胡同。究竟是哪一樣，本世紀恐難下斷語”。1949年，他又在一篇《“離開鐵路三百英裏！”》一文中提到，在20世紀的作家裏，喬伊斯可說是整個被技巧迷惑住的一個。20多年前，他的《尤利西斯》已夠玄奧了，他又花16年寫了一本幾乎天下誰也看不懂的《芬內根的覺醒》！字是他造的，有的七八十字母長，句子沒有標點；在《安娜拉維普柳貝拉》一段裏，寫兩個浣衣婦在都柏林城外小溪旁邊洗邊談，話裏把世界七十幾條河名都插進去了，這有多巧妙！他下了三四年的苦工夫，搬著一堆百科全書來‘猜’喬伊斯的高奧。然而一個黃昏，當他在瑞士憑眺他的墳墓時，一個思想突然向我襲來：他究竟為誰而創作呢？
蕭乾心裏很清楚，藝術高峰隻有在社會安定、豐衣足食的情況下才能攀登。而喬伊斯那樣的象牙塔，根本不是中國作家要走的路。就中國的國情來說，似乎最適宜走文學為人生的現實主義道路。可自我封閉起來，不許藝術創新，文學隻能陷入死穀。蕭乾很矛盾，一方麵欽佩喬伊斯具有勇攀極峰的探索精神，一方麵聯係到中國的現實，又總認為像他那樣的寫法，是條死胡同；而中國從事寫作和文學研究的人，不能不了解像《尤利西斯》這樣一部書的藝術意圖及寫法，它畢竟會對中國的創作界有所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