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家黃雨石在他中譯喬伊斯《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的譯後記裏提到，《尤利西斯》和《芬內根的覺醒》是作者更為重要的兩部書，但難以譯成其他任何語種，更不用說漢語了。單從這個意義上講，蕭乾、文潔若夫婦曆時四年，合作翻譯《尤利西斯》真是對人類文化的一大重要貢獻。他們的出發點其實隻有一個，那就是凡具有世界意義而外國有的東西，中國也應該有，否則就是落後。他們為我們的民族文化填補上一個缺了太久的空白。
有意思的是，當蕭乾在研讀喬伊斯半個多世紀之後，應上海譯林出版社社長李景端先生之約，打算動手翻譯，從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館裏借回幾部英文版《尤利西斯》的時候，他發現有部兩卷本的《尤利西斯》正是他1939年剛到劍橋時買的。兩本書的邊頁上滿是讀書時做的筆記或注釋。書的扉頁上還有這樣一段描述：“聯軍因比（利時）王投降，被迫退出北戰場時，身為外國男性，每早六點前、晚八點後即不許出門（女性為十點半）。讀此書以消磨日子。”
在翻譯過程中，文潔若初譯，再由蕭乾校訂並潤色，他努力把艱澀難懂的原作化開，使譯文盡可能流暢，口語化，有時還不自覺地打上京腔。《尤利西斯》書中除夾著法、德、意、西及北歐多種語言外，還時常使用希臘、拉丁、希伯來等古代文字，甚至包括梵文。再加上喬伊斯經常使用生僻字眼，尤其是古語、俚語及行話，給翻譯帶來極大的難度。另外，書中涉及的領域非常之廣，描寫也是包羅萬象，包括哲學、宗教、音樂、天文、地理、風土、法律和醫學等許多門類的知識。表現技法上，荒誕、言情、現實、抽象、意識流等什麼筆法都有。為便於讀者和研究者更深入和精確地理解、把握原作的精神，蕭、文夫婦參照多種讀解、注釋讀本，共標出5000多個注腳，其中第9章的注釋文字幾與正文篇幅相等。
關於注釋，30年代初蕭乾在《國聞周報》上同著名翻譯家張穀若就“直譯”、“意譯”打筆仗時，表明過自己對翻譯中加注的態度。他一方麵肯定注解詳盡這種“傻工夫”，是濫譯粗譯家所不肯賣的力氣。像張穀若翻譯的兩大卷哈代的《還鄉》，有近四分之一的篇幅是注，他連小說中寫到的英國的野花，都靠著植物學辭典給加了注。他還富有獨創性地把韋塞克斯方言譯成了他山東老家的土話。“詳注”在精神上是一種美德，它代表學者的認真。然而對於需要直覺欣賞體味的文藝作品，為求讀者心神的集中，最好還是盡力省儉，使注解成為閱讀的向導火炬，而不是障礙累贅。蕭乾譯《尤利西斯》，在注釋原則上並非是有背初衷，而是不得不如此。
蕭譯《尤利西斯》中譯本的注釋既包括對特殊人名、地名、曆史事件、宗教習俗和都柏林風情的解釋，也有對引語、典故出處的考證，以及作者使用文字遊戲的解釋說明和貫穿全文的特有的“呼應注”。這些注釋非但不會耽誤讀者的閱讀理解，反而對解讀這部有“天書”之譽的曠古，起到了重要的“引導”作用。同時，這些難得的靠“傻工夫”梳理出的注釋，還是中國喬伊斯研究者們所需的必不可少的參考資料。《尤利西斯》的中文注釋，不僅拓展了讀者的知識領域，更重要的是，能幫助打開讀者的眼界和思路。
《尤利西斯》的翻譯出版，不僅對中國的文學界具有重要意義，甚至觀照到中國文化政策的改革開放程度。當時，有位美聯社記者在一篇題為“外國書為中國作家打開禁區”的報道中稱：這對夫婦啃起這本晦澀難解的書已夠令人驚奇的了，而今天中國政府居然準許翻譯這本書，是更大的驚奇。蕭乾並沒感到有什麼驚奇，他在接受加拿大多倫多電台電話采訪時幹脆說，今天我們能譯這本書，正可以說明中國在文學藝術上的改革開發。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不單表現在國民總產值及坦克、大炮、飛機、軍艦的數量上，像翻譯出版這部世界公認的經典名著，同樣標誌著一個國家的國民素質和文化水平。
《尤利西斯》為20世紀的小說寫作開拓了新天地。無視這樣裏程碑式的作品，就是一種缺憾，一種落後，一種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