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乾早期散文大都帶有明顯的象征意味，他注重將象征性同民族性結合起來，力求使篇幅很短的散文，具有盡量豐富的內涵。
不足兩頁的《鏈》記述他一次痛苦的感受：徜徉在一艘巨輪的甲板上，看到一幅由生命鐫刻的“生存鬥爭圖”。起重機揮舞著粗壯的鐵臂，苦力們在狹長的搭板上排成串，背負沉重的麻袋，艱難地蠕動。這是一個悲壯的大合唱，那一串串的黑影如一根鎖鏈那麼連接不斷地晃動。有個苦力被麻袋壓倒，跌進了海的深淵。同伴們將他救起之後，那長長的、黑黑的鏈條又開始緩慢地移動。“鏈”既是受壓迫、受剝削的勞動人民的象征，也暗示著一股巨大的生命的潛流。蕭乾藉此希望，這些令他想起古羅馬的奴隸和南美黑奴的人們，能真正發出怒吼，吞沒那些“肥胖的買辦”。更深一層的寓意在於，倍受帝國主義奴役的中國正像那條鏈，依舊在痛苦中“那麼躊躇，那麼緩慢”地延伸。
《殤》帶點小情趣，寫愛好活物的蕭乾從內蒙抱回一窩可愛的小兔，剛生出來的兔娃還沒睜開眼。一個小孩用手碰了小兔子未睜開的眼睛。結果，第二天醒來，眼前是一個淒慘的場景，老兔吃掉了自己的孩子。原來兔子是最忌諱有人用不潔的手弄它孩子的眼睛，隻要觸到了，便寧可吃掉自己的孩子。蕭乾想借兔子說明，兔子這樣有氣節，對於那些麵對日本人充滿血腥的肮髒魔爪無動於衷，仍生不出愛國心的人，該是多麼大諷刺！蕭乾就是能敏銳地從生活的細微處，挖掘出發人深思的思想內涵。
《跳出來說的》寫於1936年春蕭乾剛到上海不久，他對上海這座希奇古怪的現代文明龐然大物感到茫然、沉重。他把都市文明的畸形狀態同民族的悲哀連在一起。當時中國已處在民族危亡的關頭，內戰的陰雲依然沒有散去。上海好比整個中國的縮影，紅的天染上黑色的浮雲，車子就穿梭在這片可怕的雲彩下麵，有白色的救急車，紅色的救火車，黑色的捕拿擾亂治安的囚犯車，還有為捉“遊民”的車。這些車淒慘地嚎叫，更襯出那些玩樂者的悠閑。最具諷刺性的是對跑驢場的描寫：隻要花上兩毛錢，就可騎著驢昏頭昏腦地繞著小圈跑。背上的人以為身在原野馳騁，神色自得，周圍的觀眾一麵磕著西瓜子和妓女淫褻地調著情，一麵為發泄積悶放縱地嚷著。從象征意義上看，騎驢者好比國民黨政府，死守“攘外必先安內”的信條，對日本人妥協、退讓，對共產黨圍追堵截，還自以為身在原野般悠閑自在，卻不知自己是繞著一個小圈子昏頭昏腦地跑。悲哀在於，圈子裏的人太多太多。中國人是慣出看客的，驢子喘氣，疲倦，怨恨，與己何幹。蕭乾晚年憶及寫此篇的情形，說這隻是寫一個土頭土腦的北京佬，初到十裏洋場的上海後一點膚淺的反應，裏邊還帶上了點地域的偏見。
《破車上》裏那輛每天負著重物吱吱地行進在遙遠崎嶇的鄉間土路上的“破車”，正是當時中國的象征。它寫“我”坐了這輛破車進入一個村莊，農家人對這發出隆隆聲的家夥，充滿了原始人的好奇。中國農民無聲無怨地勞作，對外界一無所知。可他們又沒有“桃花源人”的怡然自得，更多的是愚昧和貧窮。冬日的天地一片荒涼，“破車”終於在原野上斷了氣。接下來，蕭乾用象征性的文字描寫橫霸的風卷著和平的沙土襲來，沙粒撞得車身刷刷作響。遠處似還有鬼嚎一般的叫聲吹來。鉛灰的雲仿佛包著一團太陽，黃糊糊的，淒慘如一隻哭腫的眼睛。這不禁讓人聯想到，正處於日本人鐵蹄踐踏下才中國，恰如這斷了氣的破車，默默地承受著“風沙”的攻襲、撞擊，“太陽”被陰雲遮蓋著，失去了光輝。“我”已無法忍受，索性說出中國簡直就是一輛破車，享受過好日子，可是……沒想司機搶過話，不許說車破。車破，它可走得動艱難的路。出毛病，等會就修好。反正得走，它癱不倒，這才是中國。看來“司機”是掌握未來“破車”命運的主人。經過一陣修理後，“破車”又隆隆上路了。
後來，車上又加了一個巡警和一個“準得吃黑棗”的囚犯。破車在沉重、詭秘的原野迷路時，是囚犯指點迷津。但巡警並不因此而準許他順路回家看看寡婦姐姐。車子進村時，狗吠著，纏足的小寡婦立在門口，紅襖小孩玩著捉迷藏。由此不難看出，蕭乾的“出路”意識是模糊的，他隻知道阻礙“中國”衝出崎嶇路的“大坑”、“車轍”太多了，還有文中暗示的文明的衰弱，婦女地位的低下，中國農村的落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