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有多少忠臣冒死直諫，反遭淩遲而死。這是中國的巨大悲哀。無論明君，還是昏君，給後裔留下了一份慘淡命運。為爭皇位，哪管塗炭萬千生靈，牽累後世子孫。再看當時國民黨為了剿滅共產黨，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采取妥協和不抵抗政策，哪管大好河山喪盡，億萬同胞淪為亡國奴。蕭乾是在借古諷今，借古代昏聵的帝國指斥政府的軟弱無能，根本不管百姓的民生疾苦，像他小的時候住過的那條巷子至今還是窄得連星光也無法照臨。
蕭乾寫第二天下午上了火車，同房的兩個人一個是日本青年，一個是身寬體胖的“旅長”。沒五分鍾，“旅長”打起了鼾。日本青年在本上寫著什麼。蕭乾下意識地推測，他要告訴日本人，中國軍人至為可愛，五分鍾之內可以把鼾聲打得極響，來吧！這無疑是對國民黨軍人的暗諷。換言之，蕭乾想暗示，如果中國軍人都懷了一顆赤誠的愛國心和保家衛國、禦侮抗暴的精神，日本人怎敢像淩辱一個少女般欺負中國。文尾借樸素的語言描繪黃河岸邊美麗的田園風光來警示，這樣優美的景色怎能容忍日本帝國主義肆意踐踏。
《腳踏車的哲學》原題為《路人》，是對當時社會的一點分析，這裏包含著蕭乾朦朧的階級觀，也寫他自己由一個無車者逐漸成為有車的中產階級。從象征寓意上說，文中的騎車者指中產階級，人力車指勞動人民，汽車指軍閥和國民黨統治者。但不難看出他的同情還是在社會最低層，對象征上層統治者的“汽車”深惡痛絕。
30年代，各種交通工具還都擠在一條馬路上，人力車和自行車是芸芸大眾，汽車數量不多，卻格外威風。老遠就能聽到它的吼叫，傍晚還會射出刺目的燈光。騎車躲慢了，就得挨撞，若遇上汽車裏坐著大員，都沒處說理去。蕭乾一邊騎車，一邊注意觀察旁邊騎車人的心態。膽大的偏要騎到街心去逞強，明哲保身的，則溜著邊騎，而且一邊騎還小心翼翼地朝四下張望。因此，蕭乾在文中現身說法，對“世故”有所揶揄。
文中寫馬路上一切交通人物的屏障是人力車夫。當汽車瞪圓了噴火的眼睛怒吼著奔馳而來，一切人都向人力車的後邊躲。獨有勇敢的人力車夫用淌著汗的胸脯去迎接這“殺神”，讓那噴火的眼珠子搜遍他每根汗毛，讓那鋼臂把他擠到無處可躲。發完壞脾氣，汽車帶著殺氣憤憤然開走了。
顯而易見，“人力車夫”（勞動人民）是社會底層，為求生存，辛苦奔碌；“坐車者”（軍閥和當局）全然不顧百姓疾苦、生死，實行專製、霸道的統治。坐車人的身份愈高，車也愈恣意橫行。而那些“騎車者”（中產階級）懾於“汽車”的淫威，或躲到“人力車夫”的背後，或一見“警察”的手勢，即刻躲到最安全的地帶。蕭乾著重諷刺的是中產階級的油滑、世故，解剖了他們微妙的心態：守本分的多半溜在路邊，既不自我炫耀，也不與同僚的挑戰竟逐，對“汽車”有一種畏懼心理，內心也發著不滿的怨語。有些無能而又想出風頭的人，見汽車遠遠的，騎到馬路中心，做幾個反抗的姿勢，欲引起民眾的注意、讚歎。彈壓警察稍一揮棒，便逃之夭夭了。這種人隻能獲得一個醜角應有的喝彩，永不能為同伴所托付，或為敵人所畏懼。他們軟弱、膽小，缺乏反抗的勇氣，更沒有堅強的脊梁，隻求在“人力車夫”麵前保持“騎車者”虛偽的尊嚴和優越感，對隨時可能出現的“坐車者”畏而遠之，把災難和犧牲推給受苦受累的勞動階級，以期在心靈的扭曲下平穩地生存。
交通的瞬息萬變（社會政局的更迭變遷）使“騎車者”（中產階級）形成了一套明哲保身的生存哲學，他們會用眼前的局勢決定腳下的快慢，能用“轉彎”來自然地改變車的方向，連腰都覺不出轉動。他們懂得在平坦的路上不妨狂奔，遇到艱險，就緩緩地騎；學會了在拐彎時由立在巷口的行人臉色推測巷裏的情形。騎車者畢竟力氣薄小，隻能忍口氣，別輕易把對“汽車”的憤怒發泄出來。對“騎車者”這種卑微心理的分析可謂入木三分。蕭乾把象征性與現實內容融為一體，利用對比、烘托等手法，使作品更增強了諷刺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