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蕭乾的早期散文都能算是一個“憂鬱者的自白”，即便是流露懷舊的真實性情的散文，讀來也並不輕鬆，而是帶著“憂鬱者”沉重的苦悶和壓抑的心緒。
《苦奈樹》記錄的是蕭乾一次傷感的旅行。在美麗的南國海濱，蕭乾有過一次“夢之穀”甜蜜而苦澀的初戀。這次，他便是去尋夢，尋那棵偷聽過少男少女柔情心聲的苦奈樹。望著那棵苦奈樹，憶起優美的詩句和沉重的悲哀。他摸著殘石獨自神傷。思戀中溢出淡淡的哀怨。
《屠手》記述的是蕭乾童年時被捕的那次經曆，“屠手”指軍閥張作霖手下的特務、便衣偵緝隊。當時，參加過“一二九”遊行的蕭乾加入了共青團，雖然革命這個詞對他還一直是朦朧的，但他產生了要當革命家的念頭。可那時北京是張作霖的天下，他把革命視為洪水猛獸。
那是個黃昏，14歲的蕭乾正同幾個“少年互助團”的團員玩，有個孩子跑來告他，有人要逮他，是一個和他要好的朋友出賣了他。兩個便衣，一個穿的是灰色短襖，一嘴小胡子，腿上還紮著綠綢走水；另一個身上穿的是青色長袍，為了遮掩瞎了的一隻眼，鼻子上架了一副墨鏡。這段描寫不由使我想起電影中常出現的國民黨特務形象，我以為這清一色的打扮太概念化了。從蕭乾的文中倒覺出，這原來是他們的“職業裝”，與概念化無關。或者說，他們的穿著，就是概念化的。他們把他帶走了。
夜裏，看守們談著白天嫖娼的故事。他從他們的閑談中得知，那兩個便衣因為捉了他，可能賞洋五塊。這裏，蕭乾描述了張作霖手下那些特務對革命黨人的殘暴。難怪他想起了耶穌。
天亮了，他發現難友中居然還有個9歲的孩子。天性愛玩的他，竟一下忘了這是什麼地方，和那孩子玩起了遊戲。大人們臉上滿是愁苦。緊接著，蕭乾還講述了一個小故事：一位在學術界有名望的學者，留洋8年後，諧太太回國，隻因旅箱中有一本偏激的書而被拘禁。他們懷著滿腔的熱情回來報效多災多難的祖國，卻遭此厄運。更為不幸的是，他們不滿周歲的孩子也沒有了下落。蕭乾是在用他的親曆，抒發對惡貫滿盈的軍閥的憤怒，同時也是對後來的國民黨政府的針砭。
《遁》講述少年蕭乾一次異想天開的罷工。這件事發生在他到北新書局當練習生時，他把這次罷工稱為堂吉訶德式的莽舉。回過頭來看，不免覺得可笑，但當時他為一種理想的熱情所占有，除了“蹈上一個傻子的路徑”以外，再沒有更好的辦法。
書局老板出了不少“新興”的書，手裏卻還托著水煙袋。沒幾天，他就和“黑徒弟”、“白徒弟”熟稔起來，成為契友。蕭乾正是在這段時間，開始接觸新文學。16歲，是對一切感興趣的年紀。讀了談社會主義的書，特別對罷工技巧產生興趣，有了當俠士的想法。他為徒弟不能和老板同桌吃飯感到不公，就對兩個徒弟說，咱們都是“勞工”，有權利要求平等待遇。於是，三人溜出書局，臨走還給老板留了張條，要求徒弟們不吃剩飯，每禮拜輪流休息一天。當他們玩了一天，帶著疲倦回到書局時，老板已另雇了兩個夥計。
蕭乾交代，那次罷工失敗後，“黑徒弟”去廣東投考黃埔軍校，“白徒弟”回了老家，他則溜回崇實。想起年輕時硬充羅賓漢的那股莽撞勁兒，他真感到三分可憫，七分可笑。
《朦朧的敬慕》是篇悼念魯迅先生的散文，它描述的隻是一種感覺，一種兒童對偉大人格產生的朦朧敬慕的感覺。蕭乾說他最怕看死人，而對他自己的母親，對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和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魯迅先生，崇高的敬慕替代了恐懼。為魯迅先生守靈時，他從哀悼者沉痛的神色上感到萬眾對魯迅先生的仰慕，尤其一個連鞠七個躬的小學生令他想起十多年前對孫中山的悼念。當時，他還不知道孫先生是民國的締造者，隻是懷著一種模糊的“偉大感”。這種哀戚和尊敬已經超出了一個孩子的心胸容量。後來，當孫傳芳亂批三民主義，張作霖滿街捉國民黨時，他卻私下藏了一本《孫中山傳》。成人以後，他感到偉大的人格也許有一種潛移默化的力量，這力量在茫然無知的孩子心靈上，時常比成人更深刻，更恒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