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蕭乾隻寫了有數的那麼幾篇散文：《幸福在萌芽》、《草原即景》、《初冬過三峽》、《大象與大綱》和《餐車裏的美學》。
《幸福在萌芽》是蕭乾懷著振奮和喜悅的心情，為新北京優美的春天唱的一首頌歌。“春天，這是一年的孩提時期。它是多麼柔和，又多麼茁壯，多麼充滿了生命力啊！”這篇散文結構上分三層，第一層描寫充滿生機的大自然的春天，第二層是寫“人生的春天”--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成長的兒童，第三層展示出北京社會主義建設的美好前景。三層相融相諧，渾成一體，再加上優美活潑的文字，便產生了詩的意境美。它旨在通過令人生情的具體生活畫麵，表現共產黨的英明和社會主義的優越。蕭乾把自然界的“春天”與人間的“春天”交織在一起來寫，產生了明顯的藝術效果。
《草原即景》清新、雋永，頗具情韻。它並不是在報道什麼事實，而是描繪那一望無際的碧綠草原使他產生的一種如在茫茫大海中的感覺，並以這浩無垠際的背景來襯托草原人正從事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
《初冬過三峽》篇幅雖短，卻極有氣勢。它形象描繪了初冬季節三峽的瑰麗神奇、陡峭俊偉。三峽流急灘險，危岩嶙峋，既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使然，也顯示出祖國河山的壯美奇瑰。全篇行文樸素酣暢、瀟灑飄逸，使人有親臨其境之感。在寫作風格上，與《雁蕩行》有異曲同工之妙。
《大象與大綱》的寓意非常深刻，寫平日裏開朗樂天的勞模，一到政治場合，就板起麵孔，講話一律按“大綱”，呆板而無生氣。毫不容易有個青工打破沉悶，做了活潑有趣的發言，第二天卻被刪去了。它一方麵通過具體人物形象表達了蕭乾的文藝美學觀：文藝作品應通過形象而非“大綱”來闡述對生活的觀察和感受，另一方麵，也多少反映出政治對人自由個性的壓抑、扭曲。
蕭乾在回憶寫作《大象與大綱》的背景時說，開國後最初的幾年，文化界一場接一場的批判鬥爭，使文化政治空氣異常嚴峻。1956年，中央召集了知識分子會議，號召向科學進軍，同時，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整個文藝界開始解凍。《人民日報》在胡喬木的主持下，開辟了專登文藝作品的八版，並堅持每天在左上角登一篇批評性甚至諷刺性的雜文。9月舉行的中共八大又製定了既保守又反冒進以及反對個人崇拜的大政方針。
就在這一年，文藝界的前景看好，新老作家數十人被黨聘為“特約撰稿人”，紛紛下到基層各領域。《人民日報》總編鄧拓帶頭寫了《餛飩挑子》。蕭乾也是這年春天去了東北，夏天去了內蒙，寫了散文《草原即景》，特寫《萬裏趕羊》、《時代在草原上飛躍》等。秋天又走三峽，寫《初冬過三峽》。這是1949年以後他最忙最興奮的一年。
他一向總喜埋頭寫作，對文藝問題輕易不說三道四。但1956年氣溫暖得令人想掏心窩子。於是，他寫了這篇寓言式的《大象與大綱》，無非是說，文藝的靈感隻能出自作家內心受到外在事物的激發，才能有神來之筆。到90年代，這似乎顯得多餘。然而50年代，這可同胡風主張的主觀論十分接近。反右時，文藝界矛頭都對準了丁玲和馮雪峰，他心裏卻始終捏著一把汗。
《餐車裏的美學》講述三位畫家在火車的餐車裏爭論起如何繪製窗外的景物，他們誰也不敢按自己的創作意誌在一片灰灰的雲朵裏畫上一個山頭。蕭乾想暗示，他們是從政治角度選擇畫的題材，為畫著色，而不是從自然和藝術角度去思考創作。
《大象與大綱》和《餐車裏的美學》兩篇短文反映出，當時的政治環境已經使人們的日常生活和藝術創作的色彩變得單調乏味，失去了生命的原色。是嗬，任何桎梏都會束縛住，甚至扼殺掉藝術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