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中國作家協會為蕭乾平反，確認1957年的右派實屬錯化。9月，應美國依阿華大學“國際寫作協會”主持人聶華苓之邀訪美。後來，他根據美國之行寫了幾篇各有特色的散文，像《依阿華的啟示》、《美國點滴》和《在康奈爾校園裏》。但我總的感覺是，寫作上他還沒完全放開手腳，寫得很拘謹。這和他此時的心態有關，稍後寫成的長文《改正之後》很好地印證了這一點。那是他為自己的心靈畫的素描，以清新、流暢、不事雕琢的文字，描寫他在反右、文革中眼見親曆的苦難遭際，並深刻剖析獲得平反、改正之後的複雜心態。政治解凍了，知識分子的內心還沒有冰釋。創作和言論上，他們依然心有餘悸，步步設防。他審視自己的文章，也是常出現“冰碴”。這是因為政治的不穩定，常使人擔心陽光明媚的天氣，隨時會有冷風吹來。所以，他認為改善知識分子待遇應指兩方麵，除了物質待遇的改善，更重要的是要言論自由。因此，得到一紙“改正證書”，並不等於有了創作自由。《改正之後》記錄著他的成功與失敗、歡樂與悲哀、自豪與悔恨。
《解凍》這篇小短文雖是僅由一封書信引起的感觸，卻同樣是對這種心境的反思。其中說到1984年底他寫了篇《北歐的斯諾》，裏邊提到30年代後期歐洲知識界不少人“攻訐”斯大林的肅反擴大化。詩人邵燕祥讀後給他來信，認為“攻訐”一詞用得不妥，因為斯大林的確犯過那樣的錯誤。這引起他的內省，感到這不僅是個用詞不當的問題，斯大林的行為不早就在他心目中蒙上一層陰影了嗎？那何以還要在曆史麵前態度曖昧？原來是“梁校”先生仿佛還站在他肩頭，一想，心裏就哆嗦，言也就不由衷了。由此他覺得有必要給自己的內心來一次真正的“解凍”。如果不能說出心底的話，還不如當隻寒蟬好。
《依阿華的啟示》啟示的是，美國大學生有極強的獨立感，多以“自助”為榮，以靠老子為恥。而中國幹部則“鐵”飯碗，學生則“鐵”助學金。沒有競賽，沒有鞭策，靠這個路子能“趕”能“超”嗎？《美國點滴》裏幾篇可獨立成章的小文，主要寫了幾個方麵的問題：高度物質文明發展下的美國社會，既有良好社會風尚，完美的服務，民主立法，又有混亂的社會生活，如吸毒、強奸、亂婚等；旅美華人對祖國有一種深切的眷戀，對他們，改了國籍，不等於就改了民族感情。他說，沒有一個民族像我們這麼依戀故土的。
《河上笛手》是《美國點滴》中的精彩篇章，反映出對祖國命運的深沉思考。它寫一個當年狂熱的紅衛兵頭頭偷渡到香港，靠吹笛子成了民族音樂家，後來到了美國。他留戀祖國，懷念母親，發誓死也要死在中國的土地上。可他非要等拿到美國籍以後才回去，因為他擔心中國再有一場文化大革命。這不由得使人抽噎，一個熱愛祖國、熱愛故土的中國青年，因懼怕令人心悸的政治運動而不敢回國，何等的淒然！同時又是一則多麼深刻的警示：倘若中國再來一場任何形式的政治風暴，將會有更多的海外炎黃子孫失去自己的祖國。這結局將同那如泣如訴的笛聲一樣悲涼。除此，他也欣喜地看到，民族血脈的紐帶正把兩岸作家緊緊連在一起，他們的共同心願是早日拆除人為的籬笆。
《在康奈爾校園裏》文字奇麗鮮活，意到筆隨，自然有趣。它先寫大學校園的幽美景致，然後寫一位已經退休的八旬老教授孜孜不倦的治學精神。他還用一些細節描寫來說明，美國人重視大學教育，他們急公好義、踴躍捐獻，這種精神在社會主義的中國還隻是鳳毛麟角。
研究蕭乾，其實我常有困惑，細想想也算正常。他的某些觀點，甚至思想感情，常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他剛在上文中充分肯定了美國人的公義精神，便又在稍後（1982年）寫的《一個樂觀主義者的自白》中，“痛切地感到我們在物質上的落後，同時也深深認識到我們在意識形態上的高尚”。而且，他還使用文革語言，將他少時讀過的張競生稱為“文妖”。他還說，我們的文學不管多麼拙劣，總是鼓勵人們向上：它揭露惡人，為弱者抱不平，表彰舍己為人、舍私為公。而西方文學藝術是金字塔形的，你休想在超級市場買到貝多芬或舒曼的作品，那裏隻有爵士樂。嚴肅文學在西方是少數人的專利品，“通俗讀物”充斥著凶殺和色情，因為在高度工業化的社會中，人們需要刺激，追求刺激，最大的刺激往往寓於犯罪。
我們今天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