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冊很薄的小書不過7萬字，共包括5篇長文：《“文革”雜憶》、《北京城雜憶》、《歐戰雜憶》、《在歌聲中回憶》和《改正之後：一個老知識分子的心境素描》。
蕭乾在《“文革”雜憶》裏有意識地對那段災難曆史進行反思，雖然所選的細節小而又小，但極具典型意義，更顯得深沉、凝重。親曆過文革的人，讀過這短而精妙的文字，一定會在心靈的巨大陰影下陷入深深的沉思。文革後長大的青年，一定難以相信政治會把人的心靈扭曲到那種可怕的程度。“山雨欲來”裏的女紅衛兵擔心穿上連衣裙換下補丁褲，就會當上修正主義分子；“集訓班”提到在《白毛女》裏扮演黃世仁的演員竟被狂熱的青年打得頭破血流。有位骨瘦如柴的老戲劇家被戴上影射“紅太陽”的罪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在“鬥爭會”上索性承認自己要篡黨篡國，反弄得鬥爭著愕然了。在“標兵”一節，一個老實改造的老知識分子被糊裏糊塗地樹為五七標兵。一位共產黨員幹部的妻子被鎮壓，自己也成了鬥爭對象，因忍受不了沉重的打擊，跳樓自殺。怕死後背上“自絕於人民”的罪名，臨死還編了句夢中追特務失足墜樓的“假話”。“文革語言”就更有意思，一是直欲壓倒對方，二是不屑說理。
蕭乾文中沒有點出狂熱者或受害者的姓名，他也無意去為某個人伸冤鳴屈，他隻是通過當時隨處可見的事實事例，揭示文革時期整個民族都陷於“陰霾彌漫，邪氣橫生”的境地。
蕭乾說，《北京城雜憶》不是知識性的，他是站在今天和昨天，新的和舊的北京之間，以撫今追昔的心情，來抒寫一些懷念和感觸。提起北京城的建築和規劃這個令人傷心不已的話題，我自然想到了梁思成。不知得有多少熱愛老北京，把祖宗留下的這份世界上罕貴無比的建築傑作當寶貝的人們，得知城牆拆了，牌樓拆了，感到撕心裂肺般的心疼。梁思成一定是其中最痛苦而困惑的一位。
梁思成在論述北京的古代城市建築規劃之完美和建築藝術成就之高時，曾不禁這樣感歎：“北平的整個形製既是世界上可貴的孤例，而同時又是藝術的傑作。城內外許多建築物都又各個的是在曆史上、建築史上、藝術史上的至寶。……它們綜合起來是一個龐大的‘曆史藝術陳列館’”。從保護曆史和藝術的角度出發，絕不應當破壞這個全世界保存最完好的體係。因為曆史的文物對於人民有一種特殊的精神影響，最能觸發人們對民族對人類的自信心。
但是，具有曆史責任感的呼聲，無論感情多麼強烈，也終被盲目和無知所淹沒。倘若拆除精美的城牆、牌樓的行為在當時確是理性的，隻是後來曆史證明其本身是錯誤的，我們也可在扼腕歎息之餘表示諒解。可似乎找不到任何理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曆史上凡“破”字當頭的行為，大都是越盲目越理直氣壯。
梁思成在呼籲保護古建的過程中，耐心地把各種破壞行為所可能依據的想法一一加以駁斥。他對中國傳統建築的鍾愛之情，從他對那一磚一瓦，一欄一石，一寺一塔，一廟一殿的品味便可見一斑。他並非一個隻耽於古典情趣，而不理會時代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夢想家。相反，他是個非常務實的建築學家。他在40年代就已清楚意識到中國城市已經走到傳統與現代化的臨界點，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北京城的都市化進程。他深知作為一個科學家，其不可推卸的責任是用智慧和知識將傳統與現代化相融，單憑對中國建築美感的依戀是遠遠不夠的。因為不是所有人都能在實際利益麵前向曆史的責任和審美的需求讓步。
梁思成在《關於北京城牆存廢問題的討論》一文中指出，保存城牆絲毫不會妨礙未來日益繁忙的交通，從經濟角度考慮，拆除城牆要用炸藥，運輸城磚也浪費人力物力。不但是庸人自擾，簡直是罪過的行動了。那如何解決龐大的政府行政中心區的用地問題與舊城區的矛盾呢？梁思成指出向西郊近城發展建立新區是上策，這樣不僅可以解決使辦公區有足夠的麵積和發展餘地，以及人口過密、控製車輛的合理流量，還可以一勞永逸地保護舊北京的建築文物不遭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