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保護文物的原則之外，梁思成認為一個市鎮最理想的布局是要讓居民“安居樂業”，現代化的城市更要以人民的安適與健康為前提。北京的城牆可以建成環城公園，這將是一個長達39．75公裏，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立體公園。“夏季黃昏，可供數十萬人的納涼遊息。秋高氣爽的時節，登高遠眺，俯視全城，西北蒼蒼的西山，東南無際的平原，居住於城市的人民可以這樣接近大自然，胸襟壯闊”。
《北京城雜憶》的十篇“雜憶”，有的文字幽默、活潑，有的俏皮、利落，顯示出京白獨有的魅力。更重要的是，蕭乾在其中糅進了傷感的留戀和深刻的反省。他要說明，他熱愛今天的北京，城市建設正向著現代化發展，可他依舊懷戀老北京的城牆、城樓，各式各樣的小吃，賣東西的吆喝聲，民俗節日的熱鬧場麵……是嗬，誰不留戀梁思成的北京。那是一種多麼難以言說的美麗。想想今天的市政要在保護古建與城市現代化建設之間艱難抉擇，也是50年前不聽“梁”言相勸留下的後遺症。如今在拓寬的商業街和林立的商城大廈包圍下，故宮、北海、景山成了都市盆景，由九城的城牆、牌樓，宮殿、王府、四合院所支撐起的古城的和諧已經支離破碎。我不知道讓老百姓獻城賺再修複一段舊城牆，這種廉價的亡羊補牢還有什麼實際價值和意義。
“一個東方古國的城市，在建築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藝術特性，在文化表現及觀瞻方麵都是大可痛心的”。老北京已經在虛冥裏幻化成一首“凝動的音樂”，熱愛老北京的人現在也隻能落得在躲避交通堵塞和大氣汙染之餘，用想象的記憶去夢尋古都的風采神韻了。
另外，蕭乾最感傷心的是，北京的社會風氣和市民的精神麵貌，與現代化的首善之區太不諧調，大大落後於物質變化。每當他看到有人在講衛生的橫幅標語旁照樣吐痰，看到人們圍起來像看耍猴的那麼看鬥毆卻沒人出來勸解，看到售貨員半邊笑臉對著熟人，半邊橫臉對著顧客的時候，就詛咒起那幫打著“興無滅資”旗號的家夥們。是他們把散發著芬香的花盆砸個粉碎，把好人能人插了招牌拉到街上示眾，把上千年的古物砸成爛泥，最可怕的是把人與人之間異於禽獸的那種相互體貼謙讓消滅殆盡，把人間化為大林莽。文革十年給中國人的心靈造成巨大創傷，給人們的精神留下了難以治愈的後遺症。他想借這雜憶，哪怕隻是稍稍喚起北京市民的榮譽感，喚起人的尊嚴。
《歐戰雜憶》掠影式地回憶了蕭乾作為《大公報》老板胡霖預先擺放在歐洲的一顆“棋子”，他的歐戰見聞：二戰停戰日舊金山市的“樂極生悲”；中國演員在二戰中表現出的堅韌不拔的精神；“身份”的改變怎樣使他由一個“敵性外僑”變成“偉大盟邦的公民”；英國的戰時配給製；德國對倫敦的轟炸；與福斯特和阿瑟魏理的友情；英國的戰時廣播；以及戰後德國人的“亡國恨”。其中尤以“亡國恨”最有深意，它最後點明，這個民族能在廢墟中重新站立起來。這是一種民族感情的自覺。對一個民族來說，最可怕的莫過於失去這種自覺。
《在歌聲中回憶》是篇饒有情趣的散文。它是用“歌聲”把蕭乾人生路上留下的印記串在一起，而且每一支“歌”反映出他當時的心境和情緒，同時“歌聲”也打著時代的特征。許多歌曲都給他帶來了美好或痛苦的回憶。兒時的《自由花》使他朦朧間向往自由。20年代一支反帝的歌，使他感到胸脯在向上挺。《雲兒飄》、《月明之夜》、《麻雀與小孩》給他的青年時代添過樂趣，亢奮的樂聲使他激昂，軟綿綿的曲調也曾使他麻醉。他酷愛音樂，尤其外國音樂。“它平時是個愛好，遇上天災人禍，就成為眷慰者”。他就曾背著“階級敵人”這頂黑鍋在一家國營農場，一邊勞動，一邊還沉浸在柴可夫斯基《天鵝湖》的優美旋律裏。真正美的藝術，具有永遠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