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開篇首語說，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
家庭組成社會，社會製約家庭，家庭形成人類社會的曆史，社會曆史發展中又組合成各式各樣的家庭。人是社會的人，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家庭的最大組合便是社會，家庭的不幸，便是這個組合中至少一個組合的不幸。蕭乾的《搬家史》通過回憶以往，把我帶到了災難歲月的不幸中。個人的經曆往往反映出時代的演變，它由一個中國高級知識分子搬家的坎坷曆史，把1949年以後30幾年的政治風雲變幻和社會變遷側麵展示了出來。蕭乾並沒把筆伸向某一重大的曆史事件，而僅僅是寫了一部個人不同尋常的搬家史，一個知識分子在政治浮沉遭際中的心態，他在心靈上所受的侮辱多於肉體上的摧殘。我甚至覺得，可以把它當成一部1949年以後中國政治運動的簡史來讀。似乎那個時代非常“寵愛”蕭乾這樣的知識分子，總是把他們籠罩在變換、悲哀的魔網下。
蕭乾的青年時代是在孤苦無依、顛沛流離、漂泊海外中度過的，一直沒能有個安穩、固定的家。他這一生，不停地在“搬家”。而幾乎每一次搬家，都能引出一段特殊而有意味的故事，這些故事連綴起來，就構成了這部《搬家史》。
他說漂流異域，思鄉之苦，苦不堪言，異邦美麗的景致隻會更增添他的鄉愁。祖國解放了，他終於像隻“漂泊在外的鴿子”飛回到自己的老家北平。他說他做出的是艱難而至死不悔的選擇，這正是由於像那貌不驚人而溫柔善良的鴿子一樣，具有一種“我要回家”的強烈意誌。實際上，他的心早已深深埋在北平的城角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他像隻戀家的鴿子飛回祖國之後，也真像鴿子一樣單純，把“安家”想得過於簡單和輕而易舉了，以至絲毫沒能料到在經曆了34年的淒風苦雨波折後，才算有了個“估計不至於再遷移的家”。
也許是巧合，但更有可能是必然，他的每一次搬家都和自身的政治命運分不開，而個人的命運又是和時代息息相通的。我想不妨把這個“家”設想成國家，每一次政治風雲的變幻，便決定了國家命運的“搬家”，“搬家”的次數一多，就會像曆史紀年那樣，留下一部有意思的深刻的“搬家史”。從他對搬家曆史的描述，對自我心態變化和對世態人情的揭露、剖析中，可以窺視到翻卷在政治漩渦中人們心靈、性格以及形象的扭曲、壓抑和變態。
蕭乾把家比為生命的定心砣，因為家不安穩，生命的東西也就隨之飄忽不定。過去肯定了的，現在否定了；過去否定了的，這會肯定了。1949年以後的曆史和政治變遷，正是在這肯定與否定中循環往複著。在這悲劇性的周而複始中，不知有多少大人物或小人物成了微不足道的犧牲品。他承認自己是“懦夫”，隻好屈從曆史，不得不違心地在一生的“政治結論”上簽字，不然，恐怕難逃“不肯簽字就活埋”的險境。
他根據個人30幾年的遭際和對周圍的觀察，形成了一種頗合辯證法的“禍福觀”。這不能不說是社會和時代造成的。盡管這種禍福觀帶有濃厚的阿Q色彩，但多年來他就是靠這個來起鎮定作用。事實上，正是這種禍福觀支撐著他的生存，慰藉著他的生活，同時，維係著自己阿Q式的精神勝利。在“以場為家”的時期，他慶幸那裏的農民淳樸、善良，沒有刁詐油滑，兩麵三刀，更不幸災樂禍，落井下石。他在那裏獲得了信任和友誼，著自然是禍中福；但同時又不能不忍受超負荷勞動的辛苦折磨，這便是福中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