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蕭乾有穿著套裝幹活“惡意醜化社會主義”的表現，有“偷吃雞”的階級報複，但還是回到了已經搬了的家--暫時的避風港中。富有戲劇性的是，這個“港灣”隻能抵禦自然氣候的寒冷，而不能真正適應政治風向標的轉動。運動的大風一來，他又沒家了。
文革中，他成了“黑幫”。批鬥時，彼此素昧平生的人們振臂高呼口號。一位婦女對他的修正主義批得特別實實在在，說憑什麼我七個孩子，一家九口人，住一小間屋，他們才兩個孩子，住這麼一大片瓦房？麵對接連不斷的批鬥，“樂觀者”蕭乾也阿Q不下去了，感到困惑和絕望。他真想爬到五樓，跳下去，用一具血肉模糊的屍首來抗議。
蕭乾辛辣而含諷地把文化大革命的開始比成有點像擲骨子，這正點明了，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一場巨大的政治賭博，可怕的是，整個一個民族在這場賭博中淪落了。從這個意義上講，《搬家史》除了是一個高級知識分子的辛酸史，更記錄著一個民族的悲哀。
從五七幹校回京，他遇到了“大救星”，一個在房管所工作的愛好文藝的青年。這使他終於又有了半間是門洞的比較安穩的家了。搬家日趨安定，中國的政局也趨於明朗化。在經曆了1976年世紀性的大動蕩，在一曲又一曲的哀樂之後，共和國終於奏出了一支駛向新世紀的歡歌。不能看出，蕭乾的搬家總是隨著曆史的命運戲劇性地變化著。
“一個人私下裏即使買古玩藏春宮，隻要革命嚷得響，反別人的修反得堅決，照樣可以安然無恙，甚至平步青雲”。從這裏可以看到“一個人”靈魂的肮髒、行為的虛偽以及時代、曆史的變態和社會政治的墮落。同時，他還用幽默的筆調剖析了自己處於特定環境下的心態活動：不當貓就必然得當老鼠。當了那麼多年的老鼠，他也想學著當一隻貓，甚至想當一隻張牙舞爪的貓。他說這隻是出於自我保護的“戰略性防禦”。但有意思的是，生活、政治總和他開玩笑，想當“貓”的願望老是破滅，他發覺原來貓也不是那麼人人都可以當的。所以，他巴望著有一天能逃到一個無貓無鼠的世界，去當一個非貓非鼠的動物。
《搬家史》後來作為一整章收在蕭乾的回憶錄《未帶地圖的旅人》裏。它筆鋒深邃，筆力雄健，把個人的命運寓於整個時代的悲劇之中，讀來淒婉動人、發人深思，不僅能同他一起在時常令人發笑的幽默諷刺中，感受曆史的沉重，更重要在於能從反思悲劇命運中獲得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