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春，蕭乾到了南京，訪問了被蔣介石從泰山請下來，擔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的馮玉祥將軍。馮對剛剛發生的學生運動表示熱情的聲援和支持，嚴正譴責了日本關東軍的暴行，要求立即釋放被捕的學生領袖。同時，反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蕭乾連夜趕寫好訪問記，寄回天津，卻壓了很久才見報，而且被改得麵目全非。一天他剛好在上海南京路上碰到已為《紐約時報》工作的斯諾，就把這事講給他聽。他馬上要蕭乾寫信，介紹他去采訪馮將軍。不久，日本政府向南京政府提出強烈抗議，指責馮玉祥向美國記者斯諾發表對日本不友好的言論，煽動反日，並要求賠禮道歉。
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麵，已是1944年秋。同是美軍隨軍記者的蕭乾和斯諾在瓦礫還冒著煙的巴黎的斯克裏勃旅館走廊裏不斯而遇。當時巴黎剛剛解放，蕭乾正準備隨美國第7軍一道挺進萊茵。老友聚首，格外親切。斯諾一直眷戀著災難深重的中國，思念著他在中國熟悉的一切。他說：“中國是我的第二故鄉，魯迅是教我懂得中國的一把鑰匙。”幾十年後，海倫對蕭乾說：“我認為一百多年來，在各個時期，美國人和中國人都是天然的朋友，不是天然的仇敵。”斯諾還祝願戰後的中國能走上民主之路。在那家暫時充當隨軍記者招待所的旅館裏，蕭乾還見到了一位傳奇性的著名作家歐內斯特海明威。
解放以後，蕭乾唯一一次見到斯諾，是在1970年某天的《人民日報》上。斯諾和毛澤東、周恩來一同站在天安門城樓上。而此時蕭乾正在湖北鹹寧的五七幹校勞動改造。其實，斯諾從未忘記他的這位學生、朋友。他在60年代寫成的《大河彼岸》(TheOtherSideofTheRiver)一書《民主與專政》(TheDemocraticDictatorship)一章中寫道：“在被從原單位遣送到人民公社去勞動的‘右派分子’中間，有留英的小說家及編輯蕭乾。他是我在燕京大學時期結交下的老友。他不幸當上了《文藝報》的編輯，那家刊物曾發表了一些攻擊黨內文化領袖及黨的文藝政策的文章。席間，我遇到老舍（《駱駝祥子》作者，原名舒舍予）。戰時，他的書曾在美國被評為每月最佳著作。他總算躲過這一麻煩。如今成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了。我向他問起蕭乾的近況。他回答說，蕭乾正在人民公社快活地勞動著，他對寫作已經毫無興趣。對於這一性格的改變，我是難以想象的。老舍堅持說，作家協會隻有極少數會員被遣送到農場去勞動”。(第389頁)1970年書再版時，斯諾又在這段話下麵意味深長地加了個腳注：“就是這位老舍，1966年被紅衛兵攻擊為修正主義者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時，自殺了。”
斯諾從來不是追逐熱門新聞的記者，他總是通過認真觀察，靠自己敏銳的頭腦探尋事物的本質。他沒有偏見，而是一直有著自己的信念、原則和倫理。他是站在受壓迫、受奴役者的一邊。他對國際事物有驚人而準確的判斷力，早在1936年6月，他就在《星期六郵報》上預言：日本不久將招來一場行將震撼全世界的抵抗。1944年4月9日，他又在該報上預言：殖民主義必將滅亡，並認為無論中國或南斯拉夫都不會成為莫斯科的衛星國。1948年，當南斯拉夫果然對莫斯科宣告獨立時，他又在同年12月18日的該報上預言：從長遠看，中國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把民族利益從屬於莫斯科。中國將是第一個拒絕接受莫斯科指揮的大國。從這一點來看，斯諾真不愧是中國最知音的朋友。
蕭乾從斯諾身上，學到了作為新聞記者最重要的素質：對於國際事物，他絕不能作壁上觀。他必須認真觀察，並通過表麵現象，透視到本質。他必須是俠膽義腸的，堅決站在受欺壓者的一邊，揭露邪惡，反對橫暴。他的職務是報道，他更加神聖的職責是扶持正義，捍衛真理。蕭乾也正是這麼做的，他以富於正義感的人道主義情懷，在五光十色的人生大舞台上，真實報道，實錄風雲，同情弱者，揭露黑暗，匡扶正義，弘揚真理。他還認為新聞記者應當戒除宗派主義，要具備一定的曆史感，不能隻注重過眼浮雲的小事，也不能僅僅是接受官方的公告和數字。開課培訓創造不出傑出的記者，要給他們充分的采訪自由。隻有在實幹中學習，新聞記者的調查和創造職能才能真正發揮出來。
蕭乾雖未寫出過像斯諾《紅星照耀中國》那樣的長篇巨製，但他的新聞特寫在中國新聞史上，也是自成一家，別有特色，是一筆不可多得的寶貴財富。他們同是傑出的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