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此前已經討論過了，這個機會，意味著大量的資金或者資本流入中國，充分釋放了一直束縛在中國頭上的流動性“緊箍咒”，進而帶來了中國經濟的異常繁榮。
也就是說，大量的、汪洋大海般的“民營企業和‘芝麻綠豆’企業和項目”的繁榮是依附於國家整體經濟狀況的。而文中此前提到了，這個持續時間長達6年（2001年年底—2008年）的“WTO景氣”，是靠了中國的競爭力爭回來的。而中國的競爭力又是直接建立在中國的經濟體製之上，後者，則又是由此前提到的所謂“國企和準國企”來支撐的。
所以，繞了一圈，這裏想說的就是：中國的其他經濟成分，是完全依賴於“國企和準國企”生存的；“國企和準國企”就是中國經濟的脊梁和主心骨。
於是，我們討論中國經濟，就可以簡化為僅僅討論“國企和準國企”。
我們用宏觀的眼光來看中國經濟主幹部分——“國企和準國企” 的共同特點。最重要的幾條如下：
一、行政體係貫穿企業組織和經營活動中。
二、企業的經營，首先考慮的是行政意誌，而非盈利——這使得我們經常看到一些企業服務態度較差，效率較低——很多非理性業務，很明顯在挑戰經典的經濟學法則。比如台灣南部的偏僻鄉村，公交係統因為賠錢，逐漸減少甚至取消線路——他們的公交係統是以盈利為目的的，這樣做毫不奇怪；而大陸的公交係統尤其是鄉村公交，即使某些路線在某些時刻空無一人，還是照常發車——這從盈利方麵講，是白癡行為，但對便利民眾，尤其是推動各地區均衡發展，卻又不可或缺。
同理，國家的郵政係統明顯是燒錢的行為（不光中國，全世界各國都是如此）——很多郵政局開在荒涼的山區，業務很少——但又不能沒有。
美國人將商業法則貫穿到整個國家的每一個細節，這也是很多人對於美國最欣賞的地方。然而，這個安排，並不總是讓人滿意。比如警察局的經費是由轄區的稅收供給，富人區的警察成群結隊，而貧民區的警察卻成了比大熊貓還少的稀有動物。於是越窮越亂，越亂越窮——這就是商業法則的必然結果，在中國這個不完全按照商業法則辦事的國家，可碰不上這種事情。
三、國企和準國企通過“一條線”聯係在一起。這條線，就是國家或者地方金融體係的無限或者近於無限的信用支持和融資供給。
換言之，這無數的國企和準國企，好似一條條的舢板（雖然有些舢板非常巨大），而行政組織原則和金融體係無限的信用與融資支持這兩條“鐵鏈”，將它們牢牢綁在一起，形成了中國經濟的骨架。數量更為龐大的民營企業，則附著在這個骨架之上——正如小草、藤蘿和苔蘚依附於森林的庇護一樣。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90年代初，全國共有7家膠卷廠，數量是全球第一。然而，到了1993年，7家廠共負債100億人民幣，已經到了揭不開鍋、走投無路的地步了。
而與此同時，全球技術領先的日本富士，與其在全球市場的卓越表現一樣，在中國膠卷市場占據了70％的份額。其強大的競爭優勢，逼得中國本土7家企業和同樣在中國混飯吃的美國柯達走投無路。
當時，中國的解決方案，是全力支持樂凱膠卷1家企業發展，而放棄另外6家企業。為何要做出這等決定呢？想一想當時中國最大的難題——缺錢啊！
1998年3月，中方與美國柯達敲定方案，美國柯達以10億美元為代價，外加“排他的壟斷條款”（除柯達外，不得有其他外資進入中國膠卷市場）的條件，將中國膠卷行業（除去樂凱膠卷之外的6家公司）盡數收入囊中。柯達的做法，是關掉3家，精心做好另外3家。
2003年10月，柯達又與中國唯一未與外商合資的河北樂凱公司簽約，以總值1億美元的現金、設備和技術，換取樂凱20%的股份。
至此，中國膠卷工業的7家企業中，6家被柯達吃掉，1家也被滲透。
這個例子告訴我們，一旦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而失去國家信用的支持，後進國家（即使如中國這種大國）的企業，根本無法與國際巨頭抗衡和競爭——於是，一個新的思路誕生了：如果無法在競爭力上對抗，那麼至少在規模上要能夠與之抗衡。
四、每個國企或者準國企，都通過行政組織原則，牢牢固定在行政體係中。
以行政體係的思路構建起來的國企，雖然不利於經營盈利，卻利於執行國家意誌。於是，這種在傳統經濟學上看起來非常另類的組織模式，成就了那些整合了全國資源的巨型國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