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日本人以實際行動告訴我們，這個唯一可能不被國際大鱷生吞活剝的防禦手段也有可能靠不住。
日本國內的“連營”，就經濟組織架構上來說，簡單用四個字來概括，就是“交叉持股”：各大企業之間交叉持股；各大企業和各大銀行之間交叉持股。
如此，就造成了一個盤根錯節的形勢，使得日本國內頂級企業之間、日本各大銀行和企業之間，相互連接，如山中老藤，斬斷這根，連著那根，斬斷一堆，卻還有無數根相互連接。這就叫作“財閥”體製。
各大財閥以其控製的人力、物力、財力和組織係統為依托，將代理人推上政治前台，組成日本政府。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日本作為一個“民主”國家，其政府的組織形式，是由下而上產生的。隻是這個“民主”的“民”，指的是各大財閥，而非那個表麵上握有選票的日本普通百姓。因為，隻有他們，才是直接組織生產的力量；隻有他們，才能直接掌握具體的每個生產個體——這是他們對抗最高權力的本錢。
既然“民主”國家的政府是由“民”出錢、出力建立起來的，那麼，這個“民主”政府就要為“民”服務，也就是為資本的代理人——財閥服務。
於是，我們看到日本政府以政府信用無限支持日本的巨頭企業時，就不會感到奇怪了。
通過交叉持股，日本建立了“各企業之間、銀行與企業之間、企業銀行和政府之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國即是家，家即是國的關係”。日本也就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公司——形象點說，是一個在內部按照資本要求合理嚴密組織的（日本人的公司企業組織，以盈利的角度看過去，若說是不合格的話，那麼這個世界上就沒有合格的企業）、巨型的（1995年，日本的GDP達到美國GDP的71％）、現代化的超級經濟航母！
在1997年之前，這個經濟航母，有“雁陣”模式作為基礎。在“雁陣”模式下，東南亞、東亞各地區由日本提供資本，按照不同的分工水平組織生產。從這個角度來看，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亞洲東部所有國家的經濟，圍繞著日本經濟運轉。其所擔當的角色，實際上就是“大日本經濟圈”的大小成員——很難聽，但是是事實。
這個經濟航母，手中有三張王牌可以舒緩國內流動性過剩的壓力。
第一張王牌，是全球的流通貨幣之一的日元，這意味著日本可以以本幣（日元）的形式進行資本輸出。
第二張王牌，是幾十年來一直位居全球第一的外彙儲備。這意味著日本可以以美元或者歐洲貨幣的形式進行資本輸出，且根本不必擔心支付能力，也意味著日本基本不會出現東南亞各國出現的外彙枯竭而被歐美逼債。
第三張王牌，也是最重要的一張，是日本在全球任何的並購活動得到美國最大程度的默認——沒有這最後一張王牌，日本的資本輸出就要像今天的中國一樣步履維艱。
借助這幾張王牌，日本在全球輸出資本，大力購進、掌握了巨量的優質資產：最好的礦山、油田、企業的參股權、控股權或者其他特殊權益（如以股東的身份低價買入礦產、份額油等的特權），我們此前已經提到，日本的海外資產總額已經超越“食利大國”英國，坐上了全球第一的寶座。
這個航母，是美國承認的WTO體係中的正式成員，作為正式的WTO體係“董事會”成員，享有同美國類似的特權——如市場經濟地位、近於無限的市場準入資格、近於無限的（非戰略性質的）技術轉讓資格等。
以上優勢，是中國這個土不拉嘰的經濟“航母”統統都不具備的。
如此雄厚的根基，那號稱全球第二大規模的經濟體似乎牢不可破。然而，事實上，我們看到的情況正好與此相反。
日本在美國人逼迫下（因為它沒有完整的、獨立的金融主權），啟動日元升值進程，1985年後的三年之內日元對美元升值超過100％（從250∶1到120∶1），引發了全球資金競相瘋狂流入日本，以博取唾手可得的升值收益。
經濟模式為出口驅動型的日本，受到日元升值的影響，出口受到打擊，經濟增長自然慢下來。於是，為了拉動經濟，日本采取超低利率政策（2.5％的當日全球最低利率），人為釋放大量流動性。兩個因素相加的結果，就是日本國內流動性泛濫——錢太多了。在此，我們需要另外說明的是，這個結果，是符合資本運動的規律的，亦即前文反複提到的“high return+low risk”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