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家的大伯母歿了，趕回去送靈。七十六歲，不算夭壽，門前來來去去的人，並無幾個有悲戚之色，一擁一簇，工蟻一樣忙忙碌碌，哼著歌兒盤大鍋，支禮桌，吹嗩呐，敲鼓。
女眷進門，敲鼓兩聲，孝布蒙頭，一路大哭“大娘啊”，“嬸子啊”，“奶奶啊”，直哭進門——哭不出來也得幹嚎兩聲。這門技術我老是掌握不好，早就預備好了直著嗓子叫，沒想到一進門，白茫茫一片孝，淚一下子就下來了：“大娘啊，哇，哇……”有人拉我，“丫頭，別哭了，丫頭，別哭了。”於是就不哭了，偷眼從孝布底下往外看，大伯母的幾個女兒嘴巴大張，聽不見聲音——嗓子啞了。
男眷進門，敲鼓一聲。他們不用哭，頂著孝帽進門，在院裏磕四個頭——神三鬼四嘛，撅著屁股，用手拄著眼，“嗚嗚”兩聲，再起來一抱拳。禮成。
每到這個時候就很納悶，想人的生命是怎麼回事，死亡又是怎麼回事。老是想，老也想不清。
兩個月前，大娘還背著糞筐挖藥草，那種叫杜仲的，曬幹了賣錢，一斤六毛。一個月前住進醫院，我去看她，臉蛋兒紅紅的，蠻精神。半個月前，知道自己的病好不了了，哭了一場，然後交代了一句話：
“我的立櫃裏，還存著三百塊錢哩。可憐我這一輩子，一口好的也沒舍得吃……”
聽聽。一個農村老婆子，喝菜粥，吃菜飯，從牙縫裏節省艱難的錢。省下來幹什麼哩？好像隻有一個作用，就是在吃不動的時候拿過來狠狠後悔一把。
說起來，每個人都有最後的遺憾吧，哪怕活到八十歲——也許八十歲的遺憾格外深長呢？
德國的貝阿塔·拉考塔和瓦爾特·舍爾斯搞社會調查，調查對象居然是一些正在走向死亡的人，然後把過程如實記錄下來，纂成一本書：《生命的肖像》，因為真實，所以殘酷。書裏全是眾生相，不對，眾死相。
裏頭有一個老太太，瓦爾特勞特·貝寧，80歲。直到最後一刻，她都在躲著自己的丈夫。結婚56年，他們幾乎天天鬧別扭。“他是一個暴君”，貝寧太太控訴，“我根本沒法在他麵前有自己的想法。”回憶讓她激動得哭。啊，這是一個多麼惡劣的家夥啊，他把同性戀的兒子趕出家門，女兒也被逼得遠嫁非洲，我恨他！
可是，在臨終關懷醫院裏呆了三個星期後，瓦爾特勞特·貝寧突然感到深深的不安。開始向趕回來照顧她的女兒抱怨說自己胳膊打戰，疼痛從頭部一直延伸到腰部。她哭得很可憐，誰安慰都沒有用。最後她說：“讓我丈夫來！”
她丈夫一聽召喚，馬上趕來，在她的病床前坐了很久。這次談話的內容沒有人知道，談完以後，貝寧太太平靜地離去了。人的生命像棵樹，情和愛就是它的根。傷痛不會放過一個將死的人，除非他肯和解，才能讓自己的心靈重歸平靜。也許早該和解了，真的採採不能再猶豫——這已經太晚了。兩個人之間本來隻隔著一層一捅就破的紙，可是為什麼，兩個人都以為，隔著的是一座攀援不上去的冰山呢？
正胡思亂想，炮聲大作，這就要送靈了，這就要把一個人徹底送進往事了，這一送進往事，找遍全世界，也再看不見她的影子了。小堂妹二十多歲，一身重孝，哀戚的臉真好看採採年輕女人的悲愴真好看。
十來輛農用三輪拉滿白汪汪的人，滿街的人都興高采烈看出殯，街邊一個小娃娃做蛙跳，一蹦一蹦。
最後目的地是公墳，一個一個的土饅頭連成一片，連天蒿草，累累垂垂的刺球兒拚命掛人。大紅棺材蠻喜氣，我哥拎著大榔頭要蓋棺，旁邊女人們炸了營，一哇聲地喊：
“娘，躲釘啊！”
“大姨，躲釘啊！”
“老姑，躲釘啊！”
“娘啊你躲釘啊！”
大家都要撤，堂姐不肯走，摟著墳頭撒潑：“唉呀娘啊我再也見不著你了呀，閨女想你的時候，到哪兒去找你啊……”我的淚嘩嘩地又下來了。原來至親至愛的人，哪怕已經活到七老八十，壽終正寢呢，永別也是回避不了的哀痛。
第一次讀《妞妞——一個父親的劄記》，是在一個小書店，和它的相遇猝不及防。事先沒得到任何警告，沒讀過任何評論，沒聽過一句關於它的推介，一跤就跌進一個陷阱。其時我的小姑娘六個月大，臉蛋白白的，眼睛亮亮的，會翻身，會坐起，會咧著沒牙的小嘴兒快樂地笑，吃飽奶沒事兒就睡大覺，而在書裏，一個一歲多的小姑娘正一邊玩著一個小圓板，一邊依依不舍地走向死亡。旁邊注視她的，是她那心碎的爸爸。
孩子沒了，對失去幼仔的父親來說，任何勸慰都如風刮過，任何語言都蒼白得像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