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再登一次，將來收入雜感第三集，也就算作補遺罷。這是關於章士釗先生的--"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章行嚴先生在上海批評他之所謂"新文化"說，"二桃殺三士"怎樣好，"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便怎樣壞，而歸結到新文化之"是亦不可以已乎？"（2）是亦大可以已者也！"二桃殺三士"並非僻典，舊文化書中常見的。但既然是"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我們便看看《晏子春秋》（3）罷。
《晏子春秋》現有上海石印本，容易入手的了，這古典就在該石印本的卷二之內。大意是"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於是晏老先生以為無禮，和景公說，要除去他們了。那方法是請景公使人送他們兩個桃子，說道，"你三位就照著功勞吃桃罷。"嗬，這可就鬧起來了："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眾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櫻拷右徊，而再搏餐，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而起。
"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
"古冶子曰，’吾嚐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遊，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裏，得黿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鈔書太討厭。總而言之，後來那二士自愧功不如古冶子，自殺了；古冶子不願獨生，也自殺了：於是乎就成了"二桃殺三士"。
我們雖然不知道這三士於舊文化有無心得，但既然書上說是"以勇力聞"，便不能說他們是"讀書人"。倘使《梁父吟》（4）說是"二桃殺三勇士"，自然更可了然，可惜那是五言詩，不能增字，所以不得不作"二桃殺三士"，於是也就害了章行嚴先生解作"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
舊文化也實在太難解，古典也誠然太難記，而那兩個舊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時使三個讀書人因此送命，到現在還使一個讀書人因此出醜，"是亦不可以已乎"！去年，因為"每下愈況"（5）問題，我曾經很受了些自以為公平的青年的教訓，說是因為他革去了我的"簽事"，我便那麼奚落他。現在我在此隻得特別聲明：這還是一九二三年九月所作，登在《晨報副刊》上的。那時的《晨報副刊》，編輯尚不是陪過泰戈爾先生的"詩哲"，也還未負有逼死別人，掐死自己的使命，所以間或也登一點我似的俗人的文章；（6）而我那時和這位後來稱為"孤桐先生"的，也毫無"睚眥之怨"（7）。
那"動機"（8），大概不過是想給白話的流行幫點忙。
在這樣"禍從口出"之秋，給自己也辯護得周到一點罷。或者將曰，且夫這次來補遺，卻有"打落水狗"之嫌，"動機"就很"不純潔"了。然而我以為也並不。自然，和不多時以前，士釗秘長運籌帷幄，假公濟私，謀殺學生，通緝異己之際，"正人君子"時而相幫譏笑著被緝諸人的逃亡，時而"孤桐先生""孤桐先生"叫得熱剌剌地的時候一比較，目下誠不免有落寞之感。但據我看來，他其實並未落水，不過"安住"在租界裏而已（9）：北京依舊是他所豢養過的東西在張牙舞爪，他所勾結著的報館在顛倒是非，他所栽培成的女校在興風作浪：依然是他的世界。
在"桃子"上給一下小打擊，豈遂可與"打落水狗"同日而語哉？！
但不知怎的，這位"孤桐先生"竟在《甲寅》上辯起來了，以為這不過是小事。這是真的，不過是小事。（10）弄錯一點，又何傷乎？即使不知道晏子，不知道齊國，於中國也無損。農民誰懂得《梁父吟》呢，農業也仍然可以救國的（11）。但我以為攻擊白話的豪舉，可也大可以不必了；將白話來代文言，即使有點不妥，反正也不過是小事情。
我雖然未曾在"孤桐先生"門下鑽，沒有看見滿桌滿床滿地的什麼德文書的榮幸，但偶然見到他所發表的"文言"，知道他於法律的不可恃，道德習慣的並非一成不變，文字語言的必有變遷，其實倒是懂得的。懂得而照直說出來的，便成為改革者；懂得而不說，反要利用以欺瞞別人的，便成為"孤桐先生"及其"之流"。他的保護文言，內骨子也不過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