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大捷確立了湘軍的聲望。曾國藩在湖南的境遇也立刻大大好轉，應駱秉章之請，重新搬回長沙辦公。曾國藩與左宗棠同處長沙，兩人過從甚密，“無一日不見，無一事不商”。左宗棠不但是駱秉章的高參，也成了曾國藩的高參。
然而性格上的衝突卻導致二人的合作再一次落入低穀。
湘潭大捷後，湘軍又連獲武昌、半壁山、田家鎮三處大捷。在官兵處處望風潰逃、不堪一擊之際，湘軍卻一枝獨秀，成了大清王朝的中流砥柱。曾國藩因此難免躊躇滿誌，露出不可一世之態，以為太平軍可舉手而平。而一直冷眼旁觀的左宗棠卻認為，連勝之後的湘軍全軍上下都已經顯出驕態。將士皆驕，是軍事之大忌，也是由盛轉衰之機。所以他致書曾國藩，批評他存在輕敵思想，說湘軍此時“將士之氣漸驕，將帥之謀漸亂”，要求他提高警惕，以防大的閃失。
左宗棠的出發點當然十分良好。但問題是他的書信風格一貫是滿紙批評，“書辭傲誕”，把曾國藩置於比白癡強不了多少的角色上加以劈頭蓋臉的訓斥。
今昔對比，此時的曾國藩已經不再是被湖南通省官員看不起的灰溜溜的“落水狗”，而成了大清王朝的救星。他修養再好，此刻也不免“頗露驕愎之氣”。況且壯年時的曾國藩脾氣其實也很暴烈，其內心深處的驕傲一點也不亞於左宗棠。曾左兩人都以“剛強”聞名。左宗棠的剛是峻烈嚴厲、鋒芒畢露之剛，他曾自謂：“丈夫事業，非剛莫濟”。而曾國藩的剛雖然是外柔內剛，但強度絲毫也不遜於左氏。他說自己：“素有忿狠不顧氣習，偏於剛惡”。（晚年他還說自己“漸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可見他脾氣暴烈的一麵。）兩剛相遇，必有一傷。在長沙他對左宗棠雖然表麵上一直笑臉相迎，但是越謙虛的人其實自尊心往往越強，在和左宗棠相處的過程中，他已經忍足了一肚子惡氣，現在左宗棠如此不禮貌，他再也不想忍氣吞聲、虛與委蛇了。所以對左宗棠的幾次居高臨下式的指點，他一字未回。剛開始，左宗棠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還繼續去信指點曾國藩。及至四五封信都沒有接到回音，他才明白，曾國藩生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