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不可失，失不再來。我這一生，在諸多方麵，曾遇到過這樣那樣的良機，可又都因這樣那樣的原因，陰差陽錯，失之交臂的白白錯過，但過不了多久，這些事大部分會很快被我淡忘。我總愛自我安慰：沒關係，下次還會有機會。
然而，這一次錯過的機會，永生永世也難有第二次了。每當我想起來時，心裏就不是滋味――我想見一麵姚雪垠文學大師的願望，最終沒能實現。
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中國作家協會名譽副主席、著名作家姚雪垠大伯（河南人對老翁的尊稱），因患腦血栓並發支氣管肺炎，醫治無效，於1999年4月29日7時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九歲。在他逝世的五周年的日子裏，我懷著無比崇敬、無比沉痛和無比懷念的心情寫下此文，寄托我的哀思。因為我和他同是鄧州市人。
1999年初春，我在電話裏對在北京任職的賈德臣小弟說：“等我辦完眼下正辦的事，即赴北京，去後的第一要事是先去看看姚雪垠大伯，然後再見見你和大新。”德臣沉默了一會兒，語氣沉重地說：“見大新行。但見姚老恐怕有點困難，因為他老人家現在身患重病，已躺在病床上，無力應酬客人。”
我一聽，心裏“咯噔”一震，又一涼，擔心之中，想著人生的路還很長，姚老怎麼現在就病倒呢？我略一遲疑，堅定地說：“不行，德臣，無論如何，到時候你得幫忙，見一麵姚老。這是我最大的心願……”
說真的，自從1963年我看了《李自成》第一卷後，耳畔總是回響著民間流行的：李闖王的人馬八十三萬……
德臣在為難中想了想，說：“等你到京後再說吧，到時候，我盡量安排……”
不久，我終於心急火燎地出發了。到達目的地下榻處，我得知，姚老他千真萬確離開了這個大千世界。
5月14日上午，我匆匆趕往中國現代文學館，當我汗流浹背到達時，傳達室的老先生告訴我：館領導和有關工作人員前往八寶山為姚雪垠送行的車剛開走……
我心裏如同塞了一塊冰，癱坐在院裏的青石板上，半天沒吭聲。想著怎麼這麼不湊巧？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
我久久地呆坐在那裏，一直等到上午11點多，去八寶山的車才返回來。吳福輝館長下車後，我心情沉重地對他說：“沒想到，就差這一點點時間，竟給我留下終生的惋惜和遺憾……姚老他生前我沒見上，可他臨走時，我也沒趕上為他送行，連他的遺容也沒見上一麵……”
善良可親的吳福輝館長沉痛地對我說：“你早來半個小時多好，坐上我的車，一直把你拉到八寶山……”
多少給我帶來一點安慰的是，第二天，賈德臣和周大新擠時間一起來看我時，給我帶來一張八寸大姚老的黑白照片。德臣說這是他特意為我準備的。
我捧著這張像，百感交集。姚伯伯一頭雪亮的白發向後梳攏，寬闊的額頭凝聚，銀色的眉毛豎著，戴著黑邊眼鏡，一雙大眼下，銳利的目光全神貫注，飽滿挺拔的鼻子，雙唇微閉，富態的臉龐掛著慈祥，矍鑠安詳的身姿端坐在書案前，麵前攤著宣紙，右手握著毛筆，正在灑脫地揮毫……
姚雪垠原名姚冠三，字漢英。1910年10月9日出生於河南鄧縣西鄉一個十分閉塞的姚營寨（其實他生於宣統二年陰曆九月初八亥時，再過一兩個鍾頭才進入初九日。按陰陽對照，應該是1910年10月9日才對。隻是家人們一則為著好記，一則喜歡重陽登高的節日，習慣於說他生日是重陽節，有意錯了一天，一錯至今，也不想再改了），兄弟三人中，他為老三。
從鄧縣城（現為鄧州市，明清時稱鄧州）到通京漢鐵路的許昌，相距五百一十裏，距離省城開封是八百裏，而姚營又在鄧縣城西五十裏。這五十裏的距離在今天乘汽車轉眼即到，可是他的童年和少年時候，春夏天長季節，乘牛車進城，一天星星，中午在半路的茶店街上停下喂牛打尖，黃昏才能趕到。如果說鄧縣城閉塞，而誕生他的姚營更閉塞。
姚雪垠的祖先原是洪武年間從江西一帶遷來的。元朝末年，群雄並起，在韓林兒死後，他的部下發生了大的分化。在武昌建國的大漢王陳友諒勢力最強，江西的大部分地主也歸他統治。朱元璋滅了陳友諒之後，原來的陳友諒統治的老百姓對朱家的政權懷有敵意，所以在洪武年間強迫江西省（大概是贛西北一帶）的一部分老百姓遷往河南，既可以充實河南的戶口，也減少了明政權的不安定因素。姚雪垠的祖先就在這次移民中從江西來到了鄧縣。
姚雪垠的祖先是貧窮農民。被遷到鄧縣後，沒有錢向地方上主持移民安插工作的官吏行賄，所以不能被安置在城郊或交通方便和土地肥沃的地方，而被安置在偏僻的遠鄉。起初屯墾的地方並不是召集的姚營寨，而是姚營寨東北六七裏遠的亂石崗上，土地貧瘠布滿齊人高的“荒北草”。大概到了清朝中葉，才遷移到靠近刁河左岸的轉彎地方，建立了一個村莊，修了土寨，出現了如今的姚營寨。
他們姓姚的這一家移民，從明初到清末，五百多年間發展成一個較大的宗族，卻文風不盛，沒有出現過一個官員，也沒有出現過本縣稍有名氣的文人，連像舉人和拔貢這樣的科舉功名也不曾有人得過。
在清末和民初前後數十年，姚營寨出現了幾家很有名氣的大地主，還出現了一個在城中較有地位的大紳士。但他們一族中隻有中小地主和不能生存的破落地主。姚雪垠自己的家庭是正在走向衰敗破落的中等地主。他的曾祖父在二十出頭就歿了。祖父姚守業因自幼抽大煙影響了發育，個頭不高、瘦弱略微駝背，腦右拖一根細小的辮子。他多少識得些字，但房間裏沒書，他也從來不買書。
姚雪垠的父親雖然也抽大煙，可他卻是一位讀書人，在當地一帶被認為是最有學問的人。他在開封讀過“洋學”，即優秀師範，但沒有讀完就回家了。他給姚雪垠印象最深和影響最大的是他不迷信鬼神，不讓他們讀四書五經，而讓他們讀“洋學堂”。在入“洋學堂”前，他隻讓他們讀當時“洋學堂”的幾種功課，如《國文》《曆史》《修身》等，也叫他們認識英文字母和簡單的英文單詞和簡單的英文課本。在姚雪垠少年時代，有一次談到梁啟超，他對姚雪垠說梁啟超的思想已經落後。可見，他具有民國初年的開明知識分子的思想水平。大約在姚雪垠五歲時，他的父親從外邊回到家中，不再出去了。有一天上午，他父親左手提著玉石嘴、白銅旱煙袋，右手牽著他到西寨外看佃戶在地裏勞動。這是姚營寨比較肥沃的土地，不到一裏外就是刁河，其肥沃和保墒程度僅僅次於南門外臨著刁河轉彎處的三角地帶。他父親不甘心看著家產敗落，所以剛到家就急著親自到較近的西坡地裏看看，他心裏有一個臥薪嚐膽、中興家道的雄心壯誌。
當他父親到了地頭時，正在鋤地的人們都放下鋤頭，湊過來笑臉相迎，向他父親搭腔說話。父親在路邊的草地上坐下，叫大家歇一歇，坐在一起，向大家詢問莊稼情況，大家對他穿的襪子很感興趣，要他從腳上脫下來，順著拉一拉，橫著拉一拉，還用終年勞動的粗糙大手插進去試試，驚喜地叫道：“看！看！這機器襪子能大能小！”因為當時姚營寨一帶的地主和農民，隻穿過家庭婦女縫製的布襪子，還沒看見過棉織的襪子。
姚雪垠上學很晚，正式上學讀書的年月不多，從根本上說是依靠自學。他走過的學習道路，具有兩個明顯的特點：第一，他沒有經過從小學、中學到大學正規係統的讀書。第二，他在青少年時代沒有專心一意地寫小說，總在操心研究學問，與許多在30年代同時出現的青年作家們的路子不完全相同。
姚雪垠七周歲的時候，還沒有正式學識字及讀書。1918年初冬，才由他的父親開始教他們兄弟三人讀書。1919年，他們終於去了東大寺（正式名稱為開元寺）讀私塾，先生是他父親的同學。先後按照姚雪垠父親的囑咐，不讓他們讀四書，而讀當時教育部審定的高等小學“國文”（不稱“國語”）課本。到了1920年春季，他們轉到離家較近的北城門樓上讀私塾。老師遵照他父親的意見仍不讓他們讀四書五經，而讀高等小學的《國文》《曆史》《修身》等課本，另外還背誦一本書《論說文範》。姚雪垠從這年春季開始學習寫作文言文，老師規定每隔一天寫一篇。這樣的學習辦法雖然隻有短短的半年時間，但對他一生的關係很大。
這年冬季，姚雪垠兄弟三人都考入了教會辦的鴻文高等小學讀書。那時實行的是舊學製，小學分高初兩等，都是三年。他在鴻文高等小學讀滿三年畢業，這是他一生中最完整的一段學曆。
1924年，姚雪垠在鴻文高等小學畢業後，到五百裏外的信陽去上教會辦的信義初級中學，他的二哥也去了，都插入初中二年級。讀了不到半年，由於軍閥戰爭波及信陽，學校提前放假。他和他二哥，還有另外兩個學生，結伴繞道駐馬店回家。在唐河縣境內，離鄧縣還有二百多裏，被土匪李水沫的杆子在路上拉去，成了肉票。到了土匪中兩三天後，有一位姓王的小頭目將他從票房中要去做幹兒子。過了十天，姓王的小頭目離開了李水沫的杆子。他又被一位姓薛的頭目要去做幹兒子。這位姓薛的頭目為人正派，不吸煙更不吸大煙，不酗酒，不賭博，不奸淫婦女。而且手下的十來個青年土匪，槍支齊全，都不抽大煙，作戰勇敢，在李水沫的杆子中是一股重要力量。姓薛的頭目在兄弟中排行老二，他不讓姚雪垠稱他“幹爹”或“幹老子”，隻要他稱他“二伯”，對他手下的人稱“叔叔”。這一群土匪對他非常好，都不叫他的名字，而是親切地喚他“娃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