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索漢代百戲盛行，走索表演驚險奇絕，造型優美，惹得士庶引頸長望，文人潑墨激賞。然而，在那段用磚石和竹簡編刻成的雜技史上走索者都是男性形象。在隋代日趨濃厚的世俗化都市氣氛中，女子才進入了盛陳百戲的“娛樂圈”。《隋書·音樂誌》曾記載過“二倡女對舞繩上，相逢切肩而過，歌舞不輟”的優美而動魄的情景。唐代走索幾乎成為女子的專門項目，中唐劉言史猶有驚悸地寫下《觀繩伎》詩，描寫了寒食時節一個雜技女演員在廣場上的精彩表演：
泰陵遺樂何最珍，彩繩冉冉天仙人。
廣場寒食風日好，百夫伐鼓錦臂新。
銀畫青綃抹雲發，高處綺羅香更切。
重肩接立三四層，著屐背行仍應節。
兩邊丸劍漸相迎，側身交步何輕盈。
閃然欲落卻收得，萬人肉上寒毛生。
危機險勢無不有，倒掛纖腰學垂柳。
下來一一芙蓉姿，粉薄鈿稀態轉奇。
坐中還有沾巾者，曾見先皇初教時。
整個履繩表演險象叢生，在三四層重肩之上，雲發高髻、綺羅溢香的女藝人時而步行，時而翻身，時而倒懸，每一動作都要切應“百夫伐鼓”的緩急節奏，以達到扣人心弦的藝術效果，確實具有相當高的藝術水平了。明清時，走索稱為“高盫”，王圻《三才圖會》中有一幅“高盫圖”勾勒了女子表演的實況，從畫麵上班主執鑼敲打助演的情況看，這種民間雜技至遲在明代時已充分的“行業化”了。
緣竿之戲自漢代始盛，而女子緣竿亦興於唐。《朝野僉載》雲：“幽州人劉交，戴長竿高七十尺，自擎上下。有女十二，甚端正，於竿上置定，跨盤獨立。”《杜陽雜編》載：“敬宗降誕日，大張音樂，集天下百戲於殿前。有伎女石火胡，本幽州人也，挈養女五人，才八九歲，於百尺竿上張弓弦五條，令五女各居一條之上，衣五色衣，持戟揮戈舞破陣樂曲，俯仰來去，赴節如飛。”又《明皇雜錄》載：“時教坊有王大娘者，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瀛州方丈，令小兒持節出入於其間，歌舞不輟。”這些資料說明，傳統的空中技巧項目緣竿由於婦女的參與而變得五彩繽紛，千姿百態。其技藝精湛，驚險奇絕，剛柔相發，勁而彌嬌，使人眼花繚亂，顯出女性的力量和動作的魅力，為人們喜聞樂見，故至今流行不衰。
拔河，《荊楚歲時記》稱為“施鉤之戲”，其形式是：以綆作篾纜相盬，綿亙數裏，鳴鼓牽之。這是由“強鉤”這一軍事戰術逐漸演變成的民間體育活動。
在唐代以前尚無“拔河”之名，施鉤器具也專用篾纜，到唐一變。《封氏見聞錄》雲：“拔河古用篾纜，今則用大麻繩，長四五十丈，兩頭分係小索數百掛於胸前，分二朋兩相齊挽。當大繩之中，立大旗為界，震鼓叫噪，使相牽引，以卻者為贏。”在民間，這是帶有厭勝祈祥性質的遊戲，“常以正月望日為之”，未詳女子參加與否。但自唐代此戲傳入宮中後，命婦仲裁，宮女牽爭的現象便屢見不鮮了。《資治通鑒》卷二〇九載，中宗景龍三年二月，“上幸玄武門，與近臣觀宮女拔河，又命宮女為市肆，公卿為商旅，與之交易，因為忿爭，言辭褻慢，上與後臨觀為樂。”從這一記載看，拔河宮女與公卿兩朋相爭的，“市肆”與“商旅”交易是拔河後的第二場妝扮新角色的遊戲，是拔河之爭的繼續。大概在這種皇帝恩準的娛樂場合，宮女們是可以放肆謔浪些的。
史籍關於唐代宮女拔河的記載很多，唐代以後，拔河活動在民間廣泛展開，成為清明節期間的一項重要節令性遊戲，但以男子為主，像唐代這樣傾宮而出的大規模的女子參加的拔河比賽極其罕見。
遊泳又稱嬉水。遊泳一詞最早出於《詩經·邶風·穀風》中一個婦女之口：“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遊之。”在《詩經》中反映婦女遊水涉水的詩句很多，如《周南·漢廣》：“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遊女，不可求思。”《邶風·匏有苦葉》：“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秦風·蒹葭》：“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陰且長；溯遊從之，宛在水中央。”這一係列敘說表明先秦婦女習於嬉水，並且往往有較高的遊泳技能。《史記·齊太公世家》記載：“（桓公）二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其怒）。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伐。”這位蔡夫人的一場水上嬉戲，竟然引出了家庭的離異和國家的戰爭，真是千古奇聞。不過，從整個情節變化中，蔡夫人水性之好，性格之強，則表現得鮮明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