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學術爭鳴是醫學發展的活力
在華夏文明發展的幾千年曆史中，祖國醫學經曆了形成、發展、壯大的階段，其中百家爭鳴尤為中醫學發展的特色之一。中醫學體係奠基於春秋戰國時代，形成於東漢末年。由於很早就已經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理論體係，理論中包含著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經曆了長期曆史的反複檢驗，並不斷地得到充實與提高，使之進一步完善與深化。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眾多的醫學家，形成了不少的學術流派，在學術上進行的爭鳴，促進了中醫學的不斷發展、充實，豐富了中醫學寶庫。可以這樣認為，中醫學術發展史實際上就是一部學術爭鳴史。醫家之間的不同見解，學派之間的不同觀點，學派內部不同流派之間的不同論爭，事實上就從來未曾中斷。早在《內經》、《難經》討論中就已存在著不同的見解，如論三焦，《難經·二十五難》說：“心主與三焦為表裏，俱有名而無形”，提出了無形三焦說；而《靈樞·本髒》卻說：“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疏腠理者，三焦膀胱緩；皮急而無毫毛者，三焦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結也。”《靈樞·本輸》又說：“三焦在，中瀆之府，水道出焉。”三焦既稱作“中瀆之府”，水所從出之道，而本身又有厚、薄、緩、急、直、結的區分，則三焦為有名有形之府。深究之，實乃一言其體，一言其用，各有發明，這應該說是最早的學術爭鳴之一。故徐大椿在《難經經釋》說：“其說不本於《內經》，而與《內經》相發明者，此則別有師承，又不得執《內經》而議其可否。”
漢代大醫家張仲景對“各承家技，始終順因”的弊端作了深刻的批評，他的傷寒六經證候及其傳變、治法與《素問·熱論》所說大相徑庭，也是學術上不同見解的表現，他所著《傷寒論》的學術理論源於古醫經家，其治法方藥源於古經方家，具有較高的理論和臨床價值，所創立的六經辨證與辨證論治法則為後世所公認，被後世奉為經典，研究者眾多。在晉唐之際，由晉代王叔和進行過搜集整理，宋金時期，由宋代成無己注解，側重於深入研究，圍繞著《傷寒論》的編次注釋、研究方法、六經本質展開了探討，逐漸為傷寒學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在傷寒學派內部，以明代方有執、喻嘉言為代表的錯簡重訂派，指出王、成編注的謬誤之處，以風傷衛、寒傷營、風寒兩傷營衛校訂舊論，提出三綱鼎立之說，以麻黃湯、桂枝湯、青龍湯證為大綱，與太陽之寒熱虛實辨析頗精。與之相反，以張誌聰、陳修園為代表的維護舊論派，則尊崇王叔和並讚同成無己，示人不要隨意改動原文，這對研究古典醫著很有意義。這一派醫家又多以六氣釋六經，認為人體三陰三陽之氣，與天之風寒暑濕燥火相應，二者上下相因，內外相貫，因此三陰三陽之為病，亦即六經氣化之病，對六氣六經和髒腑關係的病機理論有很大提高。以柯韻伯為代表的辨證論治派折中於二者之間，這一派著眼於《傷寒論》辨證論治思想的探討，有提倡按方類證者，認為《傷寒論》中有一證即有一方，辨證既確，方即隨之，主張以方名證，彙集六經諸證，各以類從，有利於《傷寒論》諸方的臨床應用。有主張以法類證者，則重視《傷寒論》中治法的分析，將有關條文方證彙集於大法之下，加以闡發，對研討傷寒治法規律，有效地運用於臨床大有裨益。有強調分經審證者，重點探討三陰三陽病證的不同表現規律及證候特點，又有利於臨床上更好的運用六經辨證的方法等等。傷寒學派諸家對《傷寒論》的研究，各有所長，他們展開熱烈的論爭，實際上都是由於不同的實踐，而對傷寒的發病、傳變與轉歸產生的不同的認識。這種學術爭鳴都對推動傷寒學理論與實踐的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
宋明以降，中醫領域的學術爭鳴蔚為風尚。長於研究火熱病機的河間學派，以外感六氣所致的火熱病證探討為多，提出“六氣皆能化火”的著名論斷，對中醫的病機理論的提高很有貢獻，並對後世創立溫病學說有很大啟迪。
側重於髒腑病機的研究，強調髒腑虛實寒熱病證的分析是易水學派的主要學術內容。張元素提出了五髒六腑寒熱虛實不同證型的臨床表現及治療方藥，雖淵源於《內經》、《金匱》、《中藏經》等，但對中醫髒腑辨證理論的發展大有貢獻。李杲之脾胃論，正確地闡述了中土清陽之氣在人體的生理與病理變化中的重要地位，強調了調理脾胃在治療中的積極作用，為治療髒腑虛損病證開拓了新的門徑，提出了新的治法，豐富了髒腑病機學說。易水學派豐富了後世對內傷諸病的病機理論的認識，從脾胃方麵促進了髒腑病機理論的不斷深化。
攻邪學派則強調病之為物皆邪氣所致，治療應以祛邪為主，不能濫用補法。對汗吐下三法大加發揮，從一個側麵深化了中醫的治則理論，尤其是張從正吐法經驗的積累，在中醫治法研究上有獨到之處。
丹溪學派以研究內傷火熱病證為核心問題，深入探討了陰虛火旺諸般病證的病機，不僅為內傷陰虧病證的治療提供了理論依據，並對溫病學說的治療法則大有啟迪。朱丹溪與劉完素兩家，朱氏強調內傷火熱，劉氏重視外感火熱，對後世火熱病的認識和臨床治療水平的提高很有幫助。
溫補學派諸家重視腎命水火的研究，充實發展了中醫的命門學說，使中醫的學術理論又有所突破，李杲重視脾胃，溫補諸家則既重視脾胃，又重視腎命，強調先後二天的補養是治療病證的關鍵，使扶正諸法臻於完善。
溫病學派各醫家的主要成就，不僅在病因學上有新的進展，而且對外感熱病的治療規律進行了大膽的探索，提出了瘟疫學說和溫病學說，創立了衛氣營血與三焦辨證諸說，大大充實了仲景《傷寒論》有關溫病的範圍和實質內容。
除了學派之間的爭鳴之外，各醫家也提出了不同的學術觀點，如朱丹溪提出“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之論，後有張景嶽主張“陽常不足，陰本無餘”與之爭辯；薛立齋有“補腎不如補脾”之說，而趙獻可則提倡“補脾不如補腎”與之爭鳴，各從不同的角度大加發揮，或補偏救弊，或互相發明，大大地豐富了學術內容。而學派之間的論爭則以傷寒學派與溫病學派之爭最為激烈，並一直延續至今，發展到圍繞寒溫統一為中心論題展開論爭。各種認識、主張與探討，活躍了學術思想，發展了理論與積累了經驗，事實上學術爭鳴已是中醫學不斷發展的推動力。正是由於各醫家不墨守成規，不囿於前人的論說，與自身認識和探討處闡說發微，自創學說，使得中醫理論幾千年來新學說不斷迭出，推動著中醫理論的豐富和發展。
第二節 學術流派的形成與發展
中醫學具有十分悠久的曆史，它的形成和發展一方麵與人們對疾病的認識程度有密切關係，同時也受到曆史上各種因素的影響。春秋戰國之際，我國的社會製度正經曆著巨大的曆史性變革，以宗族製度為基礎的生產關係受到了以家族製度為基礎的生產關係的衝擊，推動了社會的向前發展；隨之而來的各種學術文化的創立與發展，變化較為迅速，各種不同的學術流派相繼產生，形成了曆史上諸子百家學術爭鳴的局麵。重要的學派如儒家、法家、墨家、兵家等都已經出現了。範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中說：“鄭國子產創法家，齊國孫武創兵家，魯國孔丘創儒家，重要學派除了道家，東周後半期都創立了。”說明在學術研究領域中，已經有了學派的產生。
在這一曆史時期，科學文化的各個方麵相應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如天文曆算學、地理學、農學、製器技術、軍事、藝術等方麵都有相當的成就。醫學屬於自然科學範疇之內，《黃帝內經》的問世，標誌著醫學亦已發展到一定的水平，有了一整套較為完整的理論，這就奠定了醫學流派產生的基礎。
再從漢代前醫學發展的情況來看，史料中已有師承授受的關係。如《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記有扁鵲學醫於長桑君，而弟子又有子陽、子豹等人。《說苑》中還記有子容、子明、子越、子遊、陽儀諸人。《扁鵲倉公列傳》還記載太倉公淳於意學醫於公乘陽慶與公孫光，其弟子有宋邑、高期、王禹、馮信、杜信、唐安等。可見，當時名醫輩出，又有師承授受，這對醫學流派的產生有一定的影響。
此時，在醫學理論發展中，業已出現不同的學術見解，各有發揮。以《內經》與《難經》相比較，就有多處不同。如論命門，《難經·三十六難》雲：“髒各有一耳，腎獨有兩者何也？然，腎兩者，非皆腎也，其左者為腎，右者為命門。命門者，諸精神之所舍，原氣之所係，男子以藏精，女子以係胞，故知腎有一也。”強調命門為右腎。而《內經》中雖有命門之稱，乃是指眼目而言。如《素問·陰陽離合論》說：“太陽根起於至陰，結於命門，命曰陰中之陽。”《靈樞·根結篇》也說：“太陽根於至陰，結於命門，命門者，目也。”指命門為兩目。故兩說所指內容截然不同，隻能說明是各有師承，屬於不同的醫學理論論述。既然在這一時期，有不同的師承授受關係，又有不同的學術理論見解，出現學術上的爭鳴，這就說明早在漢代以前，就有了產生醫學流派的一定條件。現存史料《漢書·藝文誌》中記有醫經七家，經方十一家，並敘述說：“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伎，拙者失理，以愈為劇，以生為死。”“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說明當時對中醫學術研究上已有不同的見解，有側重於理論，有側重於臨床的。
產生醫學流派具有上述的條件後，中醫各家學派大多發揮《內經》、《難經》、《傷寒雜病論》的精義而形成不同的見解和理論。但各家學說的形成還有更具體、更直接的多種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概況而言有四：即社會因素、氣候因素、地理因素、學術環境因素等。
其一，社會因素。醫學本是因社會的需要而產生和存在的，它必需適應社會的需要而發展，當社會需要發生改變時，醫學麵對社會現實必然有種種新學說的創立，以適應變化了的社會需要。例如，東漢末年，戰亂四起，兵禍綿延，伴隨而起外感傷寒病流行猖獗，連仲景家族“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殘酷的社會現實迫切需要解決防治傷寒病的問題，於是有仲景傷寒學說的產生。又如金元時期，異族相鬥，戰事頻仍，人們為逃避兵禍，流離失所，動蕩不安，神情緊張，饑飽失度，引起脾胃內傷、體陰耗損一類疾病最為突出，亟待解決，於是有李杲脾胃學說、朱震亨養陰學說的提出，說明種種學說的創立無不與社會需要密切相關。
其二，氣候因素。人生活在大自然中，與天地相應，氣候的周期性變化必然會影響到疾病的發生，不同時代的醫家必然接觸到不同性質的多發病，而產生不同的學術觀點與見解，於是有新學說的提出。如金元時期，火熱病證多發，當時由官方撰定、推行的《和劑局方》用藥多偏辛溫，很不適應，於是劉完素指出“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方新病，不相能也。”乃倡“六氣皆從火化”學說。近代名醫章巨膺根據陸久芝論述排定一張年表，推算曆代著名醫家學說的提出與歲運的關係，發現生活在燥火運中者都是主張用寒涼藥的，生活在寒水運中者都是主張用溫補法的，從金元直至清代，曆代如此，認為不同學說的提出完全由歲運轉變使然。
其三，地理因素。不同的地域具有不同的環境特征。《素問》所謂：“東方生風”、“南方生熱”、“中央生濕”、“西方生燥”、“北方生寒”即是此意，而人亦應之。環境特征對人的體質、疾病、壽夭息息相關，古籍中有很多這樣的論述，生活在不同地域的醫家，由於接觸的多發病證不同，便有不同的學術見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指出：“完素生於北地，其人稟賦多強，兼以飲食醇釀，久而蘊熱，與南方風土原殊”，這也是劉完素倡“火熱論”的重要原因。據近人胡煥章觀察，嶺南氣候一年中有7個月處在長夏之令，其間溫度30～39，相對濕度70%～95%，在外界環境中濕氣與熱氣合化已盛，反映出多種疾病，無論外感與內傷，均與濕熱氣盛密切相關。所以，溫病濕熱學說由江南名醫薛雪首創。
其四，學術環境因素，包括其他學術領域的影響和醫家學術思想的互相影響。例如宋代哲學家邵雍等從《易經》中闡發先天、後天之說，這對元明醫家提出人身之氣有先後天之分，以及脾腎為先後天根本之說，就有很大影響和啟發。又如張元素髒腑病機證治之說的提出，也是受《中藏經》、《千金方》和《小兒藥證直訣》有關髒腑論述的啟迪。至於近代“彙通”中西醫學之說，更是與西方醫學的傳入直接有關。所以，學術環境的影響也是學說形成的重要因素。當然，一種學說的創立與提出還與醫家自身的學術造詣、實踐經驗、觀察總結能力，以及主觀的努力分不開。總之，由於社會、氣候、地理的多種因素引起不同的多發病、常見病和不同的病理機轉，加上不同的學術環境的影響，生活在不同時期和地域的醫家總結不同的實踐經驗而提出多種學說，使中醫學術體係得到不斷的豐富和發展。
由學說的提出到學派的形成，師承授受關係起了決定性作用。據《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記載，扁鵲學醫於長桑君，而弟子又有子陽、子豹等人；太倉公淳於學醫於公乘慶陽與公孫光，其弟子又有宋邑、高期、王禹等人。可見在漢代甚至更早的時期，師承授受關係就作為傳授中醫學術的方式而存在了。但是，有師承授受關係不等於就有學派的形成。在我國古代其他科學領域形成學派進行論爭是很早的，然而，醫學內部的學派，直至金元才出現。宋金時代，由於社會、天時、地域等原因，促使醫家都不再抱殘守缺，各自發揮新的見解，相繼自成一說，後世稱為“新學肇興”時期，如劉完素倡“火熱論”，傳弟子穆子昭、荊山浮屠、馬宗素等，形成影響較大的河間學派。其中荊山浮屠傳弟子羅知悌，再傳朱震亨，三傳趙道震、趙以德、戴思恭、王履等，於是河間學說便由北方傳到江南。江南濕熱多，陰易虧，結合地域之宜，又產生了以養陰擅長的丹溪學派。由此可見，學術流派的形成無不以學說為中心，師承授受關係為媒介（包括直接師承與間接私淑），中醫學術領域影響較大的學派，有傷寒、河間、溫病、攻邪、丹溪、易水、溫補學派等，都從不同的側麵發展了中醫學的理論與實踐。
第三節 主要學術流派的貢獻與影響
中醫學術發展曆史悠久，產生了眾多的著名醫家，每一位著名醫家在繼承中醫理論和前人寶貴經驗的基礎上，多在某些方麵有所創造、有所發明，形成了個人的獨到見解與學說，在學術上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麵。晉唐時代，出現以《傷寒論》為學術研究對象的傷寒學派；宋金元時期出現幾個不同的醫學流派，即河間學派、易水學派、攻邪學派、丹溪學派等；明代出現溫補學派；明末，南方興起以研究外感溫熱病的溫病學派；及至近代，出現以中西醫彙通為己任的彙通學派。這些學派都從不同的側麵豐富和推動了中醫理論的發展。
一、傷寒學派
傷寒學派，是以研究或闡發張仲景《傷寒論》的辨證論治、理法方藥為主要內容的眾多醫家形成的一大醫學流派。迄今為止，這個學派的傷寒著作有千餘種，七百餘家之多，在中醫學術領域占有重要地位，影響很大。
傷寒學派的形成與發展及其曆久不衰的原因，主要是《傷寒論》這部書具有很高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以及曆代注家不斷地充實與發揮。《傷寒論》的學術淵源與成書過程，正如它的作者在自序中所說：“……乃勤求古訓，博采眾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並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可見，它的學術理論源於古醫經家，其治法方藥源於古經方家，並通過作者自己的臨床觀察而寫成的。這部書的研究對象與實踐基礎，雖然是外感傷寒病，但它提供的辨證論治原則，則具有普遍意義。它總結了我國漢代以前的醫學成就，把古代理論醫學與臨床醫學結合起來，理法方藥比較完備，內容明確而係統，在中醫學的發展中占有承前啟後的地位。在當時，“華佗讀而善之曰，此真活人書也。”後來孫思邈也有“江南諸師秘仲景要方不傳”之語。曆代醫家崇奉《傷寒論》為“醫門之規矩”，“治病之宗本”，“方書之祖”，無不對其高度評價與珍視。然而，這部成書於東漢末年的巨著，時值社會動亂，曆遭兵亂，致使原書散失不全，而未得到廣泛地流傳與應用。後世醫家對這部書的搜集、整理、研究與發揮的過程，也就是傷寒學派的形成、發展與興盛的過程，大約可分三個發展階段。
晉唐時期，為搜集、整理階段。此期以晉太醫令王叔和為代表，對已經散失了的傷寒條文方證進行廣泛地搜集、整理與編次。他從脈、證、方、治入手，按照仲景辨證論治精神進行整理、編次，是比較成功的。與他同時代的皇甫謐對其作了肯定的評價，說：“近代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選論甚精，指事施用。”但叔和撰次的《傷寒論》也未得到廣泛流傳，以致唐代孫思邈直到晚年著《千金翼方》時，才見到《傷寒論》，感歎“傷寒熱病，自古有之，名賢濬哲，多所防禦，至於仲景，特有神功，尋思旨趣，莫測其致，所以醫人不能鑽仰。”於是采取“方證同條，比類相附”的研究方法，將《傷寒論》條文分別按方證比附歸類，單獨構成兩卷，實於《千金翼方》之中，竟成為唐代僅有的《傷寒論》研究性著作。孫氏以方名證，歸類比較的研究方法，實為後世從方證角度探索《傷寒論》的先導。孫氏所謂仲景治法大意“不過三種：一則桂枝，二則麻黃，三則青龍，此之三方，凡療傷寒，不出之也。”明·方有執、喻嘉言等，竟發揮而為“三綱鼎立”之說，可見其影響深遠。王叔和撰次的《傷寒論》原書版本，目前已不可複見，而宋·成無己《注解傷寒論》與明·趙開美複刻宋本《傷寒論》，則基本上保留了叔和撰改的原貌。
宋金時期，為深入研究與學派形成階段。此期有韓祗和著《傷寒微旨論》，從脈證分辨，以脈為先；龐安時著《傷寒總病論》，著重病因、發病方麵的闡發，倡寒毒、異氣之說；朱肱著《南陽活人書》，提出三陰三陽的本質問題，倡經絡之說；許叔微著《傷寒九十論》等，從臨床驗證上深入探索；郭雍著《傷寒補亡論》，搜采世說補入其中，以豐富傷寒內容。特別是成無己首倡全麵注解《傷寒論》，用以經注論、經論結合的方法，闡明學理，使《傷寒論》第一次獲得理論上的說明。同時，他對論中五十個主要症狀的發生機理、表現特點、形證異同作了精辟闡述和辨別。成氏的成就，促成了廣大醫家對《傷寒論》的研究蔚然成風。上述諸家，都是這一時期的代表醫家，各有獨到，各有特長，共同為傷寒學派的形成作出了各自的貢獻。
明清時期，為發展興盛階段。這一時期，傷寒學派內部，圍繞著《傷寒論》的編次注釋、研究方法、六經本質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論爭，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從而促進了傷寒理論和實踐的發展，是傷寒學派的興旺、鼎盛時期。傷寒學派內部不同派別的形成，實發端於明·方有執錯簡重訂之說。方氏認為王叔和編次的《傷寒論》是“顛倒錯亂殊甚”，必須“重修考訂”。於是，他采取整移改削的方法，對其大加修訂，並著重發揮了“衛中風”、“營傷寒”、“營衛俱中傷風寒”之論，著成《傷寒論條辨》。後來，喻嘉言著《尚論篇》，對方氏的考訂大加讚賞，認為其“改叔和之舊，以風寒之傷營衛者分屬，卓識超越前人”。並將風寒中傷營衛之論概況為“三綱鼎立”學說。在方、喻的影響下，錯簡重訂之風大盛，和者競起。如張璐著《傷寒纘論》，深感諸家多歧而不一，讀到方、喻之書後，才“忽有了悟，覺向之所謂多歧者，漸歸一貫”。之後，著名醫家如程郊倩著《傷寒論後條辨直解》，章虛穀著《傷寒本旨》，周揚俊著《傷寒論三注》，黃坤載著《傷寒懸解》等，無不以錯簡為說，指王叔和之非，議成無己之誤。這一派稱為錯簡重訂派。與之相反，也有“尊王讚成”的，認為王叔和的編次，仍為長沙之舊，不必改弦更張，而成無己的注釋，不僅未曲解仲景之說，其引經析義，實為諸家所不勝。持此種觀點的代表醫家，如張卿子、張誌聰、張錫駒、陳修園等，這一派稱為維護舊論派。其中以陳修園影響最大。陳氏著《傷寒論淺注》等書，認為“叔和編次《傷寒論》，有功千古，增入諸篇，不書其名，王安道惜之。然自《辨太陽病脈證篇》至《勞複》止，皆仲景原文，其章書起止照應，王肯堂謂如神龍出沒，首尾相應，鱗甲森然。茲不敢增減一字，移換一節。”這一派對六經病機的解釋，持六氣氣化學說，觀點也幾乎是一致的。介於上述二派之間的另一派學者，認為《傷寒論》的精神實質是辨證論治，不管是仲景舊論，還是叔和纂集，隻要有利於辨證論治的運用，其錯簡與真偽就不是主要的問題，此派的思維非常活躍，他們在孫思邈“方證同條，比類相附”的啟發下，運用歸類編次的研究方法，從不同的角度充分揭示了《傷寒論》辨證論治的規律，大大地豐富和發展了仲景學說。其歸類編次的方式，有按方類證，其優點是能夠完整地體現各個方證的脈證，明確分辨出主證與次證及其類似證的辨別，便於掌握運用；有按法類證，充分揭示了傷寒治法規律；有按症類證，充分闡明了傷寒主要症狀的發生機理、表現特點及其治法異同；有按因類證，突出了方證的病因；有分經審證，充分體現出方證的聯係及其傳變，轉歸的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