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傷寒學派不乏名家。江陰曹穎甫著《傷寒發微》，西安黃竹齋著《傷寒論集注》，具有“尊王讚成”的傾向，但能兼采眾家之長，可稱近世舊論派的代表。日本山田正珍著《傷寒論集成》。常責叔和之非，讚方有執之是，可謂錯簡派的代表。四川左季雲著《傷寒論類方彙參》，可以說是介乎兩派之間的代表。
現代是傷寒學說的又一個大發展時期，各種傷寒專著、專題論文對傷寒理法方藥、辨證論治進行了空前規模的、全麵深入的探討，大大地發展了傷寒學說的理論和實踐，增強了對《傷寒論》科學性的認識。人們普遍認識到六經辨證體係蘊含著豐富的辯證法思想，已推進到可以進行邏輯判斷的高度，是係統方法的萌芽和自發應用，具有控製論黑箱方法的特點，包含現代預測學一些基本原則的具體實施方法。在臨床上，傷寒方證的應用大大地超過了仲景規定的範圍，出現更多地應用於各科雜病的傾向，而且卓有成效。許多實驗研究證明，仲景組方非常嚴謹，其配伍、用量、服法的科學性幾乎無懈可擊，但對其療效原理的認識至今還是初步的，通過現代多學科的滲透，多層次、多途徑的研究與探討，更加顯示出傷寒學說堅實的可靠性，廣泛的適應性和較強的生命力。傷寒學派的影響是巨大的，其學術研究曆千餘年而不衰，對中醫理論和臨床醫學的發展，特別是對外感熱病的辨證論治體係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不僅如此，其影響還遠及異域他邦，如日本正在崛起的漢方醫學，其中占主流的“古方派”強調“方證相對”的學術思想，實際上是古辨證派觀點。
總之，傷寒學派發端於晉唐，形成於宋金，興盛於明清，而現時正處於一個大發展的階段。由於曆代注家通過整理、編次、校勘、注釋的形式，將自己的臨證經驗與認識，融會其中，而使傷寒學說的內容不斷豐富，應用範圍不斷擴大，學術水平不斷提高。現今所謂傷寒學說，《傷寒論》的理論是最基本的，後世注家發展了的內容則是大量的、豐富的。傷寒學派內部不同派別的論爭，以及注家們對《傷寒論》條文的不同校勘與注釋，大都是由於不同的實踐經驗產生的不同認識，一般不存在誰是誰非的問題。相反，他們的論爭在客觀上卻成為傷寒學說不斷發展的推動力。
二、河間學派
河間學派是以宋金時代河間劉完素為代表的一個醫學流派。其學術思想的中心內容是從運氣角度出發，探討火熱病機，以治療火熱病證為其擅長，善用寒涼藥物，故後世又稱之為寒涼派，有“熱病用河間”之譽。
宋代，官方設置了專門的藥政機構“太平惠民和劑局”，並由官方規定了臨床應用的處方，編纂了《太平惠民和劑局方》，該書記載了14門788方，影響很大，形成了“官府守之以為法，醫門傳之以為業，病者持之以立命，世人習之以為俗”的狀況，甚至形成按病索成方而不辨寒熱虛實的情況，凡診病均不離《局方》。而《局方》之中，用藥又多偏溫燥，因而在當時溫燥藥物應用是十分廣泛的，加之劉完素生於北方，風土剛燥，世人稟賦強壯，兼之飲食牛羊乳酪，膾炙醇濃。而劉氏所處時代又是宋金交戰，動亂不安，因而疫病多次流行，這些熱病用《局方》溫燥之品治療，往往無效，迫使劉氏反思，因而從《內經》病機十九條及運氣學說中受到啟示，提出“火熱論”的觀點，倡“六氣皆從火化”之說，一反當時流行的濫用溫燥藥的習俗，多以寒涼之劑抑陽涼火，獨成一派，對後世影響很大，成為金元四大家的第一家。河間學派初期以闡發火熱病機，善用寒涼藥物而名噪一時，在以後的發展過程中，又先後以攻邪，滋陰而聞名於世，從而分化出攻邪派，滋陰派。滋陰派是劉完素的第三代弟子朱震亨在前人學術成就的基礎上，提出“陽有餘陰不足論”，強調“滋陰降火”而自成滋陰一派，雖使劉氏之學為之一變，但從學術淵源分析，河間之學對其還是有一定影響的。攻邪派是私淑劉完素的張從正繼承河間學術思想，結合自己的臨床經驗，發揮《內經》、《難經》、《傷寒論》攻邪之理，是河間學說的進一步發展。
河間學派創始人劉完素，河間（今河北河間縣）人，後人稱其為劉河間。他非常重視《內經》理論，特別是關於五運六氣的研究，認為醫學的“法之與術，悉出《內經》之玄機”。他在運氣學說與《內經》病機十九條的研究過程中，對火熱之氣的研究逐漸深入，漸漸形成對火熱病機的理論認識，成為主火論者。他著有《素問玄機原病式》、《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宣明論方》等。他的學術觀點概括起來有五個方麵。
一倡五運六氣病機學說。運氣學說是古代醫學探討氣象運動規律的一門科學，它是以陰陽五行學說為基礎，研究四時氣候變化規律及其對人體影響的一種理論。這一學術理論，反映了自然界氣象變化的規律，也反映了人類對自然界的依存關係，及在一定程度上自然界的變化對人類生命活動的影響。自王冰注釋《黃帝內經素問》補入七篇大論，使運氣學說得以流傳。而北宋以後，這一學說頗為盛行，劉完素在其影響下，亦潛心進行研究，對這一學說十分重視。他研究運氣學說，著眼於結合臨床實際，以解決臨床實際問題為目的，並不僅僅局限於運氣理論的闡發。如劉氏以比物立象的方法，將髒腑病機與五運聯係在一起，將病機十九條中的髒腑病證統歸於五運之中，歸納為“五運主病”，使運氣學說與臨床緊密結合在一起。劉氏在《素問》病機十九條的基礎上，加以歸納補充，並增列了“諸澀枯涸，幹勁皴揭，皆屬於燥”一條，以成“六氣為病”一類，使之與運氣學說之六氣相合。這樣，髒腑病機、六氣病機與運氣學說結合在一起，使錯綜複雜的諸般病證統歸於十一類，可謂綱舉目張。
二倡“亢害承製”理論。《內經》在闡發運氣學說時，提出了“亢害承製”理論。劉完素運用這一理論，來認識和說明疾病理現象的本質與標象的內在聯係。劉氏認為運氣的承製關係，是維持其正常運動的必要條件。他在調整髒腑功能時，主要著眼於髒腑間的協調統一。另一方麵，劉氏看到在病理變化過程中，也有本質與現象不一致的情況。由於五運六氣的偏亢過度，就要出現“勝己之化”的假象。這是劉氏將“亢害承製”的意義延伸於病機的創新。
三創六氣化火說。劉氏對病機的認識，尤其重視火熱為病。他在《內經》病機十九條的啟示下，對六氣病機加以發揮，其中對火熱病證大大加以補充。在《至真要大論》所述的病機中，展於火的，有十種，屬於熱的，有七種，而劉完素在他著的《素問玄機原病式》裏，將火熱病證擴大為五十多種。而對於屬於風、燥、濕的諸種病證，在論述病機時，又多從火熱闡發。這樣，就形成了劉氏以“火熱論”為中心的學術觀點。對於風、燥、濕、寒諸氣與火熱的關係，劉氏提出了著名的“六氣皆能化火”之說，他強調風、濕、燥、寒諸氣在病理變化過程中，皆能化熱生火，而火熱也往往是產生風、濕、燥、寒的原因之一。因此，他治療六氣為病，很重視風、濕、燥、寒與火熱的關係。其在《宣明論方》中所舉方藥，頗反映這一特點。風邪為病，創立防風通聖散，一以祛風，二以瀉火，蓋風生於熱，以熱為本，以風為標之故。火熱為病，製神芎丸清熱兼以散風火。燥邪為病，多兼火熱，故用人參白術散、絳雪散等，清火燥濕，亦本於六氣化火之說。可見，河間論治與其理論一脈相承，並非泛泛空談。
四對火熱病證有一套獨特理論。劉氏對火熱病機研究頗深刻，因而對火熱病證的治療總結出一套經驗。劉氏提出傷寒即是熱病，在臨床上隻有表裏兩大類型，對表證的治療，明確提出辛涼解表的方法，對火熱病的治療提出解表、表裏雙解、治裏三種方法，對表裏同病者，一般可用表裏雙解的方法；對於裏證的治療，或攻下裏熱，或清熱解毒，或養陰退陽。劉完素對火熱病機與治法有較深刻的認識，主要是因為他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在醫療過程中不斷總結出來的。
五是有豐富的雜病治療經驗。劉完素很重視雜病的研究，尤其重視《內經》雜病理論的研究。他根據自己多年的臨床體會，對《素問》的五十一種雜病一一提出治療方藥，使《內經》雜病理論與臨床緊密結合，劉完素對消渴一病的認識尤有獨到之處，曾專著《三消論》加以闡發。他認為消渴有三，稱為消渴、消中、腎消，成為後世分消渴為上消、中消、下消之宗本。治療上提出“補腎虛，瀉心火”法，這些看法，都有很重要的臨床意義。
劉氏闡發火熱論，但並不是惟寒涼攻邪論者，還是強調辨證論治這一中醫診治法則的。對於虛寒病證，劉氏經常用溫補之劑，如《宣明論方·補養門》中，就有雙芝丸、內固丹、大補丸、丁香附子散等，尤其是所創立的地黃飲子，以治喑痱，為後世醫家所習用，亦屬溫補之劑。可見，劉氏對雜病的治療還是不拘“火熱論”的觀點的。
劉完素創立火熱論，名噪一時，影響頗大，據史料記載，親炙河間學者，有穆大黃、馬宗素、荊山浮屠等。
馬宗素著《傷寒醫鑒》一卷，對劉完素所言傷寒是熱證，不言寒證，而六經之病僅是表裏傳授的理論大加倡導，對河間研究《傷寒論》的思想加以總結，在闡發河間革新《傷寒論》認識上頗有貢獻。
荊山浮屠再傳羅知悌。河間之學，傳至羅知悌已有變化。羅知悌“得金士劉完素之學，而旁參於李杲、張從正二家”，“兼之長沙之書，詳於外感，東垣之書，詳於內傷，必兩盡之，治疾方無所憾。”正因如此，朱震亨從學於羅知悌，重視內傷火熱病的研究，自成滋陰一派。然從其學術淵藪來看，亦是河間學派的繼承和發展。
私淑劉完素之學者，有葛雍、張從正等人。其中張從正自成一家，河間學派傳至張從正，又為之一變，其主張“攻邪已病”，另創新說，但從學術源流分析，也是河間之學的進一步發展。
以上可見，河間之學自劉完素為開山，在理論上有新的突破，在臨證上有重要成果，補充了仲景之未備，頗受當時中醫界的重視，影響很大，師承其說者大有人在，私淑發展其說者更不乏人，河間學派對後來形成的滋陰派、攻邪派均有很大啟示，並對溫病學說的形成亦有深遠影響，促進了中醫病機學和治療學的發展，因此，河間學派是中醫學術史上最具影響的學派之一。
三、易水學派
易水學派，是由研究與闡發髒腑病機與證治為主要學術內容的醫家形成。以河北張元素為開山，李杲起了承前啟後的關鍵作用。在張元素廣泛研究髒腑病機的影響下，易水學派中的後世醫家（如王好古、羅天益等）逐步轉向對特定髒腑進行專題研究，並各有創見，對明代醫學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張元素，字潔古，金代易州（今河北省易水縣）人。張氏的醫學思想主要淵源於《內經》、《難經》、《傷寒論》，間取《中藏經》、《小兒藥證直訣》等，同時受到劉完素的一定影響，張氏的著作有《珍珠囊》、《醫學啟源》、《藏府標本寒熱虛實用藥式》等書。其主要學術思想如下。
一是髒腑辨證說。張氏的髒腑辨證的具體內容，主要包括各髒腑的正常生理特點、寒熱虛實脈證、演變預後、治療藥方等四方麵。可謂自成體係，既有理論，也有經驗，很有實用價值。
二是遣藥製方論。張氏以《內經》理論為指導，對藥物的氣味、補瀉、歸經等方麵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在論述藥物分類時，製定了藥類法象，以氣味厚薄論升降，這是張氏的獨到見地。張氏又從歸經學說論藥物專長，這也是張元素的創見。而元素的遣藥及製方，是在闡發《內經》理論基礎上，又參以五運六氣之說。可以看出，他是就五行與風、暑、濕、燥、寒；酸、苦、甘、辛、鹹等相生相製的關係，樸素地闡明所以療疾的道理，頗具有辯證法的因素。
三是脾胃病治法。張氏根據脾喜溫運，胃宜潤降之特點，分別確定了治脾宜守，宜補、宜升；治胃宜和、宜攻、宜降等治則，這是深得治療脾胃病之奧旨的。張氏對於脾胃病的治療，其主導思想，是以扶養為主，祛邪為輔。亦即張氏“養正積自除”之謂。
張元素於“五運六氣”亦極有研究，但與劉完素的論點尚有不同之處。首先他並不以“亢害承製”為研究運氣的中心，而是以其盛衰變化來分析病理反映和研究治療方法。其次，張氏亦不以“六氣皆從火化”之說來闡發病機，所以他並不偏重火熱之為病。相反，他是以髒腑寒熱虛實的論點來分析疾病的發生和演變。
李杲，字明之，晚號東垣老人。宋金時真定（河北省保定市）人。李杲從張元素學醫，盡得其傳。他在張氏髒腑議病的啟示下，對《內經》、《難經》等古典醫籍的研討，極為深刻，並通過長期的臨證實踐，積累了治療內傷病的豐富經驗。李杲的著述有《脾胃論》、《內外傷辨惑論》、《蘭室秘藏》等。李氏在這些著作裏，提出了“內傷脾胃，百病由生”的論點，並逐步形成了一種具有獨創性的係統理論——脾胃論學說，在中醫發展史上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
李氏對脾胃生理功能的闡發十分透徹。他在論述脾胃與元氣的關係時指出，脾胃是元氣之源，元氣是健康之本，脾胃傷則元氣衰，元氣衰則疾病所由生，這是李杲內傷學說中的基本論點。他又認為脾胃為精氣升降運動的樞紐，治療上強調升發脾胃之氣。
李氏對內傷熱中證的病因病理的論述亦十分獨特。他認為內傷病病因主要因飲食不節、勞役過度、精神刺激所致。其病理變化因氣火失調，陰火上升；或升降失常，清陽下陷。李氏特從一上一下，一升一降兩個方麵，提出“肺之脾胃虛”及“腎之脾胃虛”兩大問題加以闡發，其中許多論點和經驗，是很可取的。
李杲對內傷熱中證與外感病的區別，論述甚為詳盡，說理亦很清楚。李氏寫成《內外傷辨惑論》，列舉了八種鑒別方法，以便後學臨證掌握。
由於李杲重視脾胃，並強調脾氣升發的一麵，因而他在治療上的特點，突出地表現為對脾胃升陽益氣藥物的運用和處方。李氏治療內傷熱中證之法，約有兩大端，即甘溫除熱和升陽散火。其代表方藥，即補中益氣湯和升陽散火湯等。
李杲的學術思想對後世醫家在調治疾病、維護健康方麵，起著積極的指導作用。特別是他關於髒腑病機的研究以及脾胃學說的理論，更為曆代許多名家所繼承，並且不斷發揚光大，而自成為“補土”一派，影響遠至日本和朝鮮。早在日本江戶時代初期，就已流傳列島，風靡一時。日本人曲直瀨道三（1507-1594年）對東垣學說大加發揚，促進了“後世派”的形成。朝鮮金禮蒙著《醫方類聚》也大量錄用了《內外傷辨惑論》、《脾胃論》的內容。由此可見，東垣學說早已作為鄰國傳統醫學的組成部分，且促進其學派的形成，影響之大，不言而喻。
王好古，字進之，元代趙州（今河北趙縣）人。先師事張元素，後又從李杲學習。著有《陰證略例》、《此事難知》等書。王好古在繼承張、李兩家學說的基礎上，又對陰證的理論和實踐闡發較深，首先提出陰證，對陰證的發病原因、診斷、治療等，都作了詳細的分析，這對後世醫家治療陰證，是很有裨益的。
羅天益，字謙甫，元代真定（今河北省正定縣）人，著有《衛生寶鑒》。師事李杲，對李氏的學術思想，有極為深透的理解和心得。他在髒腑辨證的啟示下，既補充了李氏的脾胃學說，複詳述了三焦的辨治。根據《難經》三焦乃原氣之別使，主通行三氣等理論，著重氣機調理。羅氏為善於彙通張元素、李杲兩家的理論，而又自成一說者。
上述各家，其學術觀點前後相承，又均獨具特色，在中國醫學史上蔚然形成一大學派——易水學派。
四、丹溪學派
丹溪學派以養陰為宗旨，強調保存陰氣對人體健康的重要意義。其學術理論遠紹《內經》，近亦受到河間火熱理論的影響，然它側重在闡述陰虛火旺之證，論治多以補陰為主。元代朱震亨為學派之倡導者。
朱震亨，字彥脩，元代婺州義烏（今屬浙江）人。家居於丹溪，故後人尊稱為丹溪翁。朱丹溪三十歲時才攻讀《素問》，後師事許謙研究理學，複受業於名醫羅知悌。為劉完素再傳弟子，旁通張從正、李杲之學，因而丹溪治醫能發揮經旨、參合哲理、融合諸家，並能結合臨床實踐而創立新說。丹溪著作有《格致餘論》、《局方發揮》等。
丹溪學說淵源於《內經》，並繼承了劉完素、張從正、李杲諸家學術思想，進一步發展了“濕熱相火為病甚多”的觀點，並在醫理之中貫穿了“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吉凶悔各皆生乎動”以及“動而中節”等理論，這與他受到理學思想的影響有關。
丹溪所處的時代，《局方》依然盛行，醫者濫用辛熱燥熱藥物而造成傷陰劫液之弊者仍很普遍。丹溪目睹其狀，潛心研究，深有所得，而著《局方發揮》一書。其中列舉諸證，剖析誤用辛熱之害，並提出對於陰虛血少之人所傷尤甚。所以，他在養生或治療方麵都體現了補陰的思想，在糾正時弊方麵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故《四庫全書提要》謂：《局方》盛行於金元，至震亨《局方發揮》出，而醫學始一變也。其學術思想有相火論，陽有餘陰不足論等。
丹溪強調相火論。朱氏認為事物的生存離不開動與靜兩個方麵，其中動是基本的、主要的。至於“動”的產生，是由於相火的作用。相火也有動與靜兩個方麵。相火“動”是基本的，而“靜”也是必要的。如果動而無靜，是為妄動，妄動則反而為害，故說：“吉凶悔各皆生乎動。”朱氏所言相火，有正常和異常兩種不同的含義。正常的相火性質為“火內陰而外陽”、“動而中節”。相火以肝腎精血為其物質基礎。相火之動正常與否與五髒功能活動情況密切相關，“五火”（五髒之火）之動中節是相火正常的重要保證。相火之動失常就必然會導致病變。引起相火妄動的原因有情誌過極、色欲無度、飲食厚味等多方麵原因。如果相火妄動，必然消耗陰津，所謂“動則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雖不交會，亦皆暗流而疏泄矣”。由於相火妄動，變幻莫測，以致“煎熬真陰，陰虛則病，陰絕則死”。丹溪在繼承了東垣的相火為“元氣之賊”的觀點而有新的創見。
丹溪倡“陽有餘陰不足論”，這是丹溪對人體陰陽的基本觀點，他認為即使在正常生理狀態下，人體就存在著“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氣常有餘，血常不足”的情況。這是他運用了“天人相應”的理論，通過分析天、地、日、月、陰陽的狀況觀察及人身生命發生發展的過程而得出的結論。人體一般生理狀況下有“陽有餘陰不足”的情況存在，再加上“人之情欲無涯”，引起相火妄動，陰精耗損，勢必加劇這種狀態而轉為病變。“陽有餘陰不足”成為疾病的常見病理，丹溪又指出也是早衰的重要原因。因此，他把滋陰降火作為重要的治療方法，並把養陰抑陽作為貫穿於人生從小壯至衰老的全過程中的主要攝生原則。同時，丹溪還十分強調正確處理動和靜的關係，作為養陰抑陽的重要手段。因為人心易受溫馨聲色等物欲所誘，心動則引起相火妄動，所以主張在動的基礎上“主之以靜”，即所謂“動而中節”。這主要是要求怡養寡欲以聚存陰津，不使相火妄動。此外，丹溪亦極為重視老年養生問題，主張食養茹淡，認為陰氣不足，精血俱耗是衰老的原因，由此重視老年養生中精血的保護。這對現代研究生命科學和老年科學都是很有啟示的。
朱丹溪闡明了陰升陽降的問題。朱丹溪接受了李杲的陽升陰降理論，在論治陽氣不升時也主用升陽益氣，更進一步，朱氏又以“陰陽比和”為出發點，強調陰升陽降是陰陽比附的基本條件。這對東垣學說是一個很大的補充。
丹溪不僅在醫學理論上有所創見，而且在臨床施治方麵又有極為豐富的經驗。有“雜病用丹溪”之譽。對於氣血虛虧證，他擅用於四君子、四物湯調補，對後世醫家影響很大，迄今臨床仍沿用。他對火、痰、鬱證的論治，尤具特色。
丹溪所論的火證，主要是內火，所謂“諸火病自內作”。朱氏還提出“氣有餘便是火”的著名論點，精辟地說明了氣機阻逆產生邪火的病機。治療火證，丹溪分實火、虛火和火鬱三類。“實火可瀉”、“鬱者可發”、“虛火可補”分別治之。尤其是取法於東垣的“虛火可補”。丹溪的貢獻是解決了陰虛火旺的機理問題，在治法上創用滋陰瀉火法。他闡明了內傷雜病中陰虛火旺的機理，從河間火的理論中把虛火與實火分別開來。朱氏的滋陰降火法補充了河間純用清熱瀉火的片麵性，同時又從東垣的氣虛發熱中增添了陰虛發熱的內容，對後世醫學影響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