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溪對鬱證論治獨具特色。他說：“氣血衝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鬱，諸病生焉。故人身諸病多生於鬱。”他論鬱證有“六鬱”之稱，即氣鬱、濕鬱、熱鬱、痰鬱、血鬱、食鬱。六者可單獨為病，也往往相因致病，但總以氣鬱為主要關鍵，多由氣鬱而影響及其他，從而產生許多病證，其所製的越鞠丸雖曰統治諸鬱，而以治療氣鬱與火鬱為治療重點。其法為後世所宗，至今為臨床所沿用。
丹溪對痰證論治也有獨到研究。他認為“痰之為物，隨氣升降，無處不在”，所以可導致多種病證。對痰證的治療分標本。丹溪指出：“治痰法，實脾土，燥脾濕是治其本。”在治本的基礎上治標，但他又認為“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氣”，氣順則痰飲化而津液行。丹溪以二陳湯為治痰基本方，在具體用藥上，針對痰的不同性質，病證的不同部位，並結合體質情況進行選擇。這些經驗，常為後世醫家所繼承。
由於丹溪能貫穿諸家，獨抒卓見，所以對明、清醫學的發展有深遠影響，特別在養陰、治火、治痰、解鬱及治療濕熱等方麵，後世醫家所取得的成就，是與他的啟發分不開的。不僅如此，丹溪學說早在明代遠傳海外，極為日本醫家所尊崇。他的醫學理論和實踐經驗，至今在學術上和臨床上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朱震亨之學，傳於趙道震、趙以德、戴思恭、王履諸人，其中王履、戴思恭二人成就較大，不僅較完整地繼承了丹溪學術思想，而且善於發揮，使丹溪學派的影響日益擴大，對後世醫學界產生了深遠影響。
五、攻邪學派
攻邪學派以攻擊邪氣作為治病的首要任務，強調邪留則正傷，邪去則正安之理，善於用汗、吐、下三法。其學說的產生，遠則取法於《內經》、《傷寒論》，近則受影響於劉完素的火熱理論及其治病經驗。張從正為該派的代表人物。
張從正，字子和，金之睢州城（今河南省睢縣）人。張氏之學，宗奉《內》、《難》、《傷寒》，並私淑劉河間。他著有《儒門事親》，但非他一人手筆，其中某些內容由時人麻知幾、常仲明兩人潤色、撰輯而成。
張從正重視病邪理論。張氏祛邪理論的確立，源於《內經》，基於實踐。當時，醫學界嗜補之風頗盛，凡疾病滋生，往往不問虛實，濫投補劑，以致邪氣稽留，為害甚烈。張氏目睹時弊，痛加斥責，批判了庸工誤補造成的危害，揭露時醫的不良風氣。張氏潛心研究了《內經》、《傷寒論》等經旨，深切地感到除病必須祛邪，祛邪必須依靠汗、吐、下三法，實際上張氏所稱三法，其中包括有其他祛邪治病之法，故其自述：“三法可兼眾法。”
張從正論病首重邪氣，認為人體之所以發病，乃是由於邪氣侵犯的結果，指出：“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或自外而入，或由內而生，皆邪氣也。”邪氣侵犯人體須看到有虛實兩端，所謂實，即指邪實；所謂虛，即謂正虛，可見病邪侵襲人身，必有正虛之處。張氏治病，力主祛邪，提出“汗、吐、下三法”，認為“先論攻邪，邪去而元氣自複也”，歸納張氏的論病觀點，有因邪致病，論病重邪，祛邪安正三個要點。
對於邪氣的由來，張從正提出三邪理論，他認為天地各有六氣，人有六味，該六氣六味都能成為邪氣，使人體的上、中、下三部發生病變，針對此，采用汗、吐、下三法治之，這種三邪理論，反映了張氏對邪氣的獨特見解。
張氏認為人體在正常的生理情況下，血氣本是流通的，一旦患病便血氣壅滯。而邪氣侵阻是影響血氣流通的根本原因，故在治療疾病時，以祛邪為首要，病邪如得祛除，可以達到恢複人體血氣流通的目的，即張氏所謂的“陳莝去而腸胃潔，癥瘕盡而營衛昌。”“使上下無礙，氣血宣通，並無壅滯。”如治療鬱證，他強調用“吐”法和“下”法，“吐之令其條達也”，“下者是推陳致新也”，顯然吐、下兩法在這裏的運用，都寓有流通氣血的作用，以此來達到治鬱證的目的。他又創造性地用汗法來治療腹瀉，通過汗法的調和營衛，疏通氣血以取效止瀉。故張氏所稱的汗、吐、下三法，與通常所指的頗有不同。在三法外，張氏還善用針刺出血作為發汗的方法之一，大大地擴大了三法的內容與治療範圍。由此可見，在張氏的血氣流通的論述中，邪氣仍然是一個核心問題。以血氣壅滯作為病理現象來說，其病因離不開邪氣的入侵。因而，通過祛邪恢複血氣流通的醫療理論，確是張氏之卓見。
在治療方麵，張氏獨倡祛邪三法。張氏指出：“世人欲論治大病，舍汗、下、吐三法，其餘何足言哉。”他平生對三法的運用，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所以說：“所論三法，至精至熟，有得無失，所以敢為來者言也。”關於三法的適應範圍和具體運用，在《內經》、《傷寒論》的基礎上加以引申和發展，頗具獨特之見。如汗法，張氏認為凡具有疏散外邪作用的方法都屬汗法。故除了辛散解表的內服藥物外，其他如“灸、蒸、渫、洗、熨、烙、針刺、砭射、導引、按摩、凡解表者，皆汗法也”。張氏又認為“出血之與發汗，名雖異而實同”，都能起到發泄散邪的作用，獨創性地把出血療法歸於汗法當中，發揮了出血療法的理論與實踐。再如吐法，張氏不僅限於內服藥物，“如引涎漉涎，嚏氣追淚，凡上行者皆吐法也。”張氏用吐法也很審慎，每先予小劑，不效則逐漸加量。必須指出，吐法自張氏以後，曆代醫家很少運用，有瀕臨失傳的危險。它是祖國醫學寶庫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應該進一步發掘和繼承。還有下法，張氏也不局限於瀉下通便，而是認為凡具有下行作用的方法都屬下法，所以如“催生、下乳、磨積、逐水、破經、泄氣，凡下行者皆下法也”。張氏將下法運用於臨床各科，如宿食在胃脘、腹中滿痛拒按、目黃、九疸、食勞、跌打損傷等。
張氏主張“治病當論藥攻”，用汗、吐、下三法以祛邪，其目的為了使“邪去而元氣自複”。可見，他視祛邪為扶正的一種積極措施，而在臨床上大大地擴大了汗、吐、下三法的應用範圍。此外，他主張攻邪也不廢棄補養正氣，而補養正氣的方法，張氏指出食補的重要意義，提出“養生當論食補”，主張常以穀肉果菜補益養生。他強調投祛邪藥劑不能孟浪從事，應“中病即止，不必盡劑”，以免“過而生愆”克伐正氣。而對於藥攻後未盡的病邪，則提倡進食米粥素淨之品，助正氣以盡邪，使正氣得以恢複。
總之，張從正的攻邪學說抨擊了金代部分醫家盲目投補給病人帶來的嚴重危害，為糾正醫界的不良時弊起有積極作用，其學術經驗發展了祖國醫學中祛邪學說，使《內經》許多有關論述得以發揚，且在臨床上得到了驗證。攻邪學說充實和發展了中醫辨證論治體係，對後世醫界產生了深遠影響，在祖國醫學寶庫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六、溫補學派
溫補學派強調脾胃和腎命陽氣對生命的主宰作用。在辨證論治方麵，立足於先後天，或側重於脾，或側重於腎，善用甘溫之味，同時在說理過程中，突出脾胃與腎命的主題，尤其是後者，使命門理論的研究趨向深入。
溫補學派的興起是與當時的用藥不良風氣有關。繼劉河間、朱丹溪之學廣為傳播之後，明代部分醫者用藥偏執於苦寒，常致損人脾胃，克伐真陽，形成了苦寒時弊，溫補學派則在批判這種不良的治療風氣中崛起。
薛己為溫補派之先驅，他脾腎並重，以擅用補中益氣、地黃丸著稱後世，其後如孫一奎、趙獻可、張介賓、李中梓等皆承餘緒，而各多發揮。
薛己，字新甫，號立齋。明代吳郡（江蘇蘇州）人。當時醫界承元代遺風，重視降火，有的醫者動輒恣用寒涼之劑克伐生氣，對此流弊，薛己提出批判。於是他援引經旨，致力著述，潛心研究，立一家之言，重視甘溫以生發脾胃之陽氣，臨證注重脾與腎、命之辨證，治療用藥以溫補著稱，對後世醫家之溫養理虛很有影響。薛己著有《內科摘要》、《外科發揮》等書。他的學術主張主要有以下幾點。
治病求本，務滋化源。薛己根據《內經》“治病必求其本”的指導思想，在臨證治病時重視以治本為原則。這包括兩個方麵：一是指辨證論治原則，二是指調治脾腎為治病的關鍵。薛氏重視脾胃的作用，認為脾胃為五髒之根蒂，人身之本源，脾胃一虛則諸症蜂起。因此，薛氏治病尤強調“以胃氣為本”。在治療上，相應地強調滋其化源，實為補脾土，他指出凡病屬虛損之症，皆可用滋化源之法。在臨證中，薛氏常運用五行生克之理，采取虛則補其母的治法，以達滋其化源的目的。
闡述脾胃，善治虛證。薛氏對於腎命的認識，也是其學術思想的比較突出的方麵。他常以六味、八味調治腎命陰陽、水火。薛氏對於脾腎虧損的病症，主張“補腎不如補脾”之說，但當腎虛為重時則又補益其腎。他的補脾及脾腎並重之法，後世醫家論治脾腎多為取法，並對李中梓的先後天之論，亦不無影響。薛氏認為雜病以虛為多見，虛損之證強調足厥陰肝、足太陰脾、足少陰腎三髒的調治，而三者間尤以脾土為關鍵，此即他的“足三陰虛”理論，為明代以後諸醫家對雜病治虛多用溫補法奠定了理論基礎。對於血虛的治療既注意於致虛的不同原因，又擅長以溫補取效。溫補陽氣，調治肝脾，這是薛氏對血證論治之重要特點。對於中風一證，薛氏強調腎精、肝血之虧損為中風之本源，突出了肝腎內虛的一麵，豐富了內風學說的病機理論，開葉桂“陽化內風”說之端。因此，薛己是一位對明代醫學發展有較大影響的醫家。
孫一奎，字文垣，明代安徽休寧人。著有《赤水玄珠》、《醫案》等書。孫氏學術思想的重點在於闡述命門、三焦等理論，其間頗獨到之見，具有較好的臨床價值。他的學說以命門為兩腎間動氣，三焦為元氣之別使，動氣為生生不息之根，相火有裨助生生不息之功。其論說不僅闡發了《難經》有關理論，且能自出機杼，並與臨床辨證施治相結合。因此，其學術理論和實踐經驗對祖國醫學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趙獻可，字養葵，明代浙江鄞縣人。有《醫貫》、《邯鄲遺稿》等著作行世。趙獻可發揮命門學說，認為命門有位無形，為人身“真君真主”，在髒腑之中處於極其重要的地位，它對人身先、後天均有主宰作用。趙氏闡發薛己之旨，立意於先天水火而尤重於命門之火，發前人所未發。另外，趙氏論鬱，頗具卓識。他指出鬱證是廣義的，許多外感、內傷雜病都可作為鬱證論述。對於鬱證的治療，趙氏善用逍遙散配合左金丸、六味地黃丸治療，積累了不少經驗，對後人製方用藥頗有影響，著名的滋水清肝飲及一貫煎等都與之有關。
張介賓，字會卿，號景嶽。明末浙江會稽（紹興）人。著有《類經》、《景嶽全書》等書。金元之後，明代許多時醫繼承河間、丹溪之學，多用寒涼攻伐，雖然薛己等溫補理論已經興起，但流弊未絕，景嶽學說的產生正基於這一現實，出現糾偏補弊的需要。景嶽學說具有豐富的臨床實踐基礎。在理論上以《內》、《難》為宗，並擷取了唐、宋、金、元以及明代醫家的學術思想，對劉河間、朱丹溪的學說，在批評之餘亦有所取舍。他還深邃於《易》理，接受了哲學及道家精氣神學說的影響，熔為一爐，從而形成其一家之說。
張氏對祖國醫學的重要貢獻在於使陰陽、命門理論有了很大的提高和發展。他重視陰陽一體、陰陽互根與陰陽的常與變的思想。對人體陰陽狀況，提出了“陽常不足，陰本無餘”的著名觀點，補充了丹溪學說中陰陽理論的不足。張氏強調命門水火，治療上采用“益火”、“壯水”之法，並由此製定了左歸丸、右歸丸等方。張氏陰陽、命門學說產生於臨床實踐，也有效地指導臨床。如對陰陽，張氏提出“善補陽者，必於陰中求陽，則陽得陰助而生化無窮；善補陰者，必於陽中求陰，則陰得陽升而泉源不竭”，對後世論治陰陽虛損諸病，有著深遠影響。如對水虧、火衰，治病的方法重在“治形”，治形又必以精血為先務。他常用熟地等味，稱“熟地以至靜之性，以至甘至厚之味，實精血形質中第一品純厚之藥。”故後世對其有“張熟地”之稱。其調治陰陽偏衰、偏勝之法較前人更為完善。
張氏學術思想對當時及後世醫學影響頗大，後人譽之為“醫門之柱石”。對豐富和完整祖國醫學的基礎理論起有積極的作用和影響。此外，在辨證體係和雜病證治方麵也頗多貢獻。
李中梓，字士材，明末華序（江蘇鬆江）人。他十分重視研究醫學理論，對醫學深有造詣，平生著作很多，如《內經知要》、《醫宗必讀》等，在醫學普及方麵有較大貢獻，上二本書常列為師授帶徒的啟蒙讀本。
李氏研究醫學理論，善於在前人論述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體會，提出個人的觀點。李氏集各家論脾腎二髒之說，明確提出脾腎先後天根本論。脾腎兩髒安和則一身皆治，在理論上高度地概括了脾腎在人體生命活動中的重要作用。李氏亦十分重視化源，強調求治本源之重要。
李氏在辨證治療方麵積有豐富的臨床經驗和心得體會。如他總結的治泄瀉九法（淡滲、升提、清涼、疏利、甘緩、酸收、燥脾、溫腎、固澀），對後世頗有影響。又如治癃閉七法，機理闡發明晰，方藥豐富多彩，在臨證方麵給後世學者提供了不少治療方法。
綜上所述，李氏既能淹通前賢精華，又有新的創見，為醫學的普及與提高作出了較大貢獻。他的學術思想及治療經驗，在祖國醫學的發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七、溫病學派
溫病學派是以研究外感溫熱病為中心內容的一個學術流派。這個學派是明末在南方逐漸興起的。其形成過程中，與河間學派的影響分不開。劉完素倡“熱病隻能作熱治，不能從寒醫”之說，提出“六氣皆從火化”，創寒涼派，實則從病因、病理、治療原則上奠定了溫病學的基礎。溫病學派的理論指導未離仲景辨證論治原則，涉及範圍也屬廣義傷寒之列，但其成就與影響，儼然與傷寒學派形成的對峙之勢。此派開山者為吳有性，集大成者為葉桂，經餘霖、薛雪、吳瑭、王士雄等醫家的共同努力，使溫病學派發展成熟。
吳又可，字有性，明末江蘇震澤人。由於崇禎辛巳年，山東、浙江、河北、河南等省疫病流行，而醫家莫能治之，致使枉死者不可勝計。吳又可根據病情，提出一套新的認識，著成《溫疫論》，以發前人所未發，補古人之不及，自成體係，對溫熱病學中有關疫病學說作出了貢獻，並對後世溫病學家頗有影響。
吳又可對瘟疫病因病機的闡發開溫病認識之先河。吳氏第一次提出“溫疫……乃天地之間別有一種異氣所致。”在細菌和其他微生物被人類發現之前的二百年，吳又可對傳染病的特點有如此科學的創見，的確是十分寶貴的。尤其是他把外科感染的病因，擺脫千百年的“火”邪致病說而歸之於“戾氣”，堪稱為非同凡響的見解，在傳染病學發展史上，寫下了極為重要的篇章。
吳又可針對瘟疫居於半表半裏的募原，創立達原飲諸方，提出表裏分消治法。主張透達膜原，分消內外，發表攻裏，重視下法逐邪，尤其重視大黃的應用，對後世溫病學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吳又可還從病因、病機、病症表現、傳變規律、治療原則與大法等方麵對傷寒與瘟疫進行鑒別，給後世醫家提供可供鑒別的原則。
總之，吳氏創立瘟疫學說，對瘟疫病建立了一個比較係統的辨證論治綱領，提出了一些新的學術見解，充實了祖國醫學對溫熱病的認識。其提出的瘟疫即是溫熱病之成疫者，漸開後世溫熱瘟疫合為一家之門。其“邪由口鼻而入”，對葉天士“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學說以一定的啟發。
餘霖，字師愚，清代常州桐溪人。著有《疫疹一得》一書，是一部辨治疫疹的專著。餘氏對疫疹的病因病機認識很深刻，認為疫疹由乎淫熱，侵及肺胃，布散十二經。症狀上，餘氏認為應與傷寒鑒別，在治法上，主張重用石膏，以清熱解毒為主，而不宜表下。提出疫疹形色的鑒別，明確疫疹的治療在於清熱解毒，以祛除肺胃淫熱邪氣為急務。餘氏從一個側麵補充了吳又可治瘟疫之不足，為溫病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葉桂，字天士，號香岩，清代江蘇吳縣人。葉桂學醫先後從師十七人，博采眾家之長，醫術高明。由於葉氏一生忙於診務，平生著作甚少。世所傳《溫熱論治》，乃其學生顧景文記錄葉桂語錄。其學術思想有六個方麵。
一是創立衛氣營血辨證，闡發溫熱病病機。葉氏根據自己的診療實踐，在河間理論的影響下，從表裏以分辨溫病，將其概括為衛氣營血四個階段，創立了衛氣營血的辨證方法。他接受吳有性溫邪從口鼻而入的觀點，提出了“溫邪上受，首先犯肺”的認識。在治療上，總結出“在衛汗之可也”、“到氣才可清氣”、“入營猶可透熱轉氣”、“入血直須涼血止血”的治療原則，奠定了溫病的治療大法。至此，葉桂將溫病學的理論形成係統，補充和發展了《傷寒論》治療外感病的辨證方法，為後世醫家所公認。
二是重視辨舌驗齒，充實了溫病學的診斷方法。葉氏根據豐富的臨床經驗，強調溫病當注意舌苔與舌質兩方麵的變化，論述很全麵。葉氏在驗齒方麵更有獨到之處，總結出獨特的驗齒診法，是其對溫病學的又一貢獻。
三是強調脾胃分治，創立胃陰學說。葉氏對李杲的《脾胃論》是推崇備至的，其在臨證上辨治一般雜證，多重視脾胃。治療上提出脾胃分治的認識，尤其是提出了胃陰宜養的學術觀點，對後學給以很大啟迪。
四是提出陽化內風說。葉氏認為中風的病機是“身中陽氣之變動”所致。在治療上，葉氏提出多種方法，將肝風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
五是久病入絡說。這也是葉天士在大量臨床實踐過程中的一個創見。而且，葉氏治療上強調絡以辛為治，這對中醫治療慢性疾病提供了新的治療途徑。
六是扶正重現先後二天，強調中下兼顧。葉氏治療虛損病證，形成了一套甘藥培中、血肉填精、中下兼顧的治療方法，較前人更有發展。在此基礎上，提出理陽氣須投建中，顧陰液須投複脈的名言。
總之，葉天士的溫病理論，被後世醫家所推崇，吳鞠通更以葉氏之學為基礎，創立三焦辨證，使溫病學說趨於完善。
薛雪，字生白，號一瓢。與葉桂同郡又同時代。醫與葉桂齊名，世傳有《濕熱條辨》為其所作。薛雪辨析濕熱病證，遣方用藥，係統全麵，是濕熱病中有關濕熱為病方麵的很好總結，足補葉氏之不足。其中，薛氏論述濕熱病的發展變化的多個不同階段，治法靈活多變，選藥不拘泥成方，體現了薛氏強調辨證論治的思想，成為後學治療濕熱病的楷模，影響極其深遠。
吳瑭，字鞠通，清代江蘇淮陰人。著有《溫病條辨》一書。吳氏在葉桂等前人治療溫病經驗的基礎上，結合個人的臨床經驗，創立了三焦辨證方法，借鑒《傷寒論》及葉桂等臨證治療的方藥，靈活變通，並有創新，使之對溫病的辨證論治更加係統化，總結出溫病的清熱養陰的基本方法。至此，對溫病的認識又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溫病的理論體係臻於完善。
王士雄，字孟英，清代浙江海寧人。著有《溫熱經緯》一書。王氏盡取葉桂《溫熱論治》、薛雪《濕熱條辨》，以及陳平伯、餘霖諸家之論，輯成《溫熱經緯》，加以評注，闡發溫病之說，對暑、濕、火三氣之辨證，尤有發揮，使溫病學說進一步發展。這標誌著溫病學派的成熟階段。
綜上所述，溫病學派在促使外感熱性病突破《傷寒論》的束縛而自成體係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從而使溫病學成為獨立於傷寒之外的係統而完整的學科，既補充了傷寒學說的不足，又與傷寒學說互為羽翼，使祖國醫學對外感熱病的理論、診斷與防治等，向著更為完善的方向繼續發展，對中醫學的發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八、彙通學派
彙通學派，是指彙通中醫與西醫之理，以指導臨床應用的學術流派。19世紀末，隨著西方的科學文化技術大量湧入中國，一些醫家看到西方醫學的長處，欲將中西醫學彙通，以發展中醫。代表人物有唐容川、惲樹玨、朱沛文、張錫純、陸淵雷等人。這些醫家有接受西說以充實中醫者，有以中西醫相互比附以彙通者，有主張中醫科學化者，有在臨床上中西醫並用者。鑒於當時的曆史條件和西方醫學的發展水平，彙而不通的結果是必然的，雖然沒有什麼突破性的成就可言，但卻反映了一個時代醫學發展的趨勢。彙通派近百年的嚐試，客觀上對中國醫學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對中醫學術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彙通派深深地影響了現代中醫的發展。近40年來，中西醫結合工作的開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雖不能與彙通學派相提並論，但可以證明，保持中醫優勢，中西醫融會貫通，吸收現代科學包括現代醫學的知識與技術，研究中醫學，會使中醫學不斷向著現代化目標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