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學是一個博大精深的寶庫，脈診的理論及其實踐經驗則是這個寶庫中非常重要的內容。作為一種最具中醫特色的臨床診斷技能，脈診的形成與發展經曆了一個相當漫長的曆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一代代、一批批才高識妙的古聖先賢，探微索隱，究其微賾，揭示並發掘出了其中豐富的內涵，並以之有效地指導臨床實踐活動，不僅為中國人民戰勝疾病、健康長壽發揮了重大的作用，也為全人類的健康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成就。
第一節 脈學的形成與特色
脈象是中醫辨證的一個重要依據，對分析疾病的原因，推斷疾病的變化趨勢，識別病情的真假，判斷疾病的預後，都具有重要的臨床參考價值。脈學的意義主要表現於它在中醫診斷中所處的重要地位上，它反映了中醫診斷疾病的特點和經驗，因而頗為曆代醫家所重視。
脈診雖不能說是由一人一時所創造發明的，但從現存的資料文獻看來，在西漢之初，它已被應用於臨床實踐之中。《史記·扁鵲倉公列傳》盡管為了突出扁鵲的望診技術而說他“特以診脈為名爾”，但對他的脈診技術及其在脈學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還是非常肯定的；同時，本傳在講到太倉公淳於意的師承關係時又說：倉公之師公乘陽慶“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從此看來，在扁鵲與倉公之間（大約前6世紀——前2世紀），醫經派師徒之中便以脈診技術遞相傳授，並且已經對這些技術進行了一定的升華，寫下了不少脈學專著。盡管這些典籍早已失傳，但其主要理論及其診療方法還是被繼承了下來，並在脈學的形成發展過程中日臻完善，逐漸形成了一門獨特的學說體係。從《後漢書·方術列傳》的記載更可以充分地認識到，當時的脈診技術已經相當成熟。其中所記述的涪翁就是一位身懷這門絕技的高人，他長期在民間行醫，著有脈學著作《診脈法》流傳於世。其再傳弟子郭玉則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以傑出不凡的診脈技術博得當時人們的信賴，特別是他隔帷把脈而分辨男女的神奇本領也曾使漢和帝劉肇讚歎不已。
令人欣慰的是，現代考古學在有關脈診技術產生的問題上給我們提供了很大的幫助。1973年底，考古工作者在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發掘出大量的醫藥帛書。在這些極為珍貴的書籍中就有《脈法》、《陰陽脈死候》、《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甲乙本等脈學文獻。據考證，這些帛書都是在漢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下葬的。盡管如此，但這些書籍的成書時間也是前後不一的，其最早者可能成書於春秋時期，最晚者則可能成書於戰國末期至秦漢之際。這些帛書以確鑿的事實填補了中醫脈學研究領域的某些空白，有力地說明了脈診技術在西漢以前就已經奠定了基礎並且有了一定的發展。
然而，關於脈診的發明人，一般公認為是春秋戰國之際的名醫——扁鵲秦越人。據《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記載，扁鵲曾以三部九候的遍診法確診了虢國太子因“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所導致的屍厥證，並以針藥湯熨之法使其死而複生。因此，司馬遷總結說：“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同時，這種說法在《韓非子》、《淮南子》、《鹽鐵論》等典籍中也能得到印證。
所謂脈學，是指建立在脈診基礎之上，專門研究脈象形成原理、診脈部位、診脈方法以及脈象特征與其臨床意義的理論體係。它作為診斷疾病的一種技術，必須與臨床實踐密切聯係，並在這種實踐中不斷地豐富和完善，進而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論體係，更為有效地去指導臨床實踐活動。因此，它必然是經過了千百年的曆史階段不斷地發展完善起來的，而決不可能是一朝一夕自天而降的神果。
一、《黃帝內經》奠定了中醫脈學思想的基礎
《黃帝內經》是中國現存最早，也是地位最高的中醫經典理論巨著，其博大精深的內容，超越時空的價值，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其中有關脈學的論述也相當豐富，並且奠定了中醫脈學思想的基礎。
《黃帝內經》的脈學思想是建立在天人相應的觀念之上的，其基本觀點是：人體經脈動氣既內應於髒腑，又與天地陰陽有著非常密切的聯係。《素問·脈要精微論》指出：“陰陽有時，與脈為期。”因此，就平人（正常人）而論，其脈象是隨著一年四季陰陽交替的規律而變化，並非是一成不變的。對此，該篇更形象地指出：“春日浮，如魚之遊在波；夏日在膚，泛泛乎萬物有餘；秋日下膚，蟄蟲將去；冬日在骨，蟄蟲周密，君子居室。”《素問·平人氣象論》則進一步將這種與四時陰陽相適應的脈象稱之為“順”，將與四時陰陽不相適應的病脈稱之為“逆”。基於這種認識，《黃帝內經》要求診脈者必須首先明辨四時陰陽的變化規律；否則，如果脫離了天人相應的觀點，孤立地考察脈象，就隻能是膠柱而鼓瑟的錯誤做法，最終必然難以奏效。
從曆史發展的角度來看，《黃帝內經》脈學思想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1.初步建立起科學的脈象體係
《黃帝內經》對各種脈象進行了係統地研究，並將其與人體的生理病理現象有機地聯係起來，綱舉目張地進行了一次大的總結。《黃帝內經》記述了70多種脈象，並且以“急、緩、大、小、滑、澀”六脈為綱予以統勒。除上述正常人之脈象，即“平脈”之外，《黃帝內經》更著重論述了各種病脈，如四時病脈、五髒病脈等。《內經》對各種病脈的正確認識和深刻論述，在中醫臨床實踐上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據有關專家研究統計，《黃帝內經》中共講到了71種脈象及其329種兼脈。這71種脈象計有：浮、沉、遲、緩、數、急、喘、滑、澀、大、洪、長、粗、小、短、濡、虛、細、微、軟、衰、陷下、實、盛、堅、鼓、滿、脹、鶩暴、緊、弦、鉤、毛、代、動、搏、懸、絕、結、躁、散、促、革、亂等。有關這些脈象的論述在《黃帝內經》是極其豐富的，它為後世脈學的進一步地研究和發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2.論述了全身遍診、人迎寸口二部合參和獨取寸口三種診脈法
《黃帝內經》中所論述的全身遍診法，主要指的就是三部九候的診脈法。三部，是指人體上、中、下三個診脈部位。九候，是把三部中的每一個部位又以天、地、人分為三候，三三合為九候。因為三部九候上自頭麵，下至足跗，遍及全身，所以它是一種全身遍診法。三部九候具體的部位劃分以及所對應的髒俯器官是：上部包括頭部的三候脈象，即兩額之動脈（屬太陽穴分，以配天），以候頭角之氣；兩頰之動脈（屬巨！之分，以配地），以候口齒之氣；耳前之動脈（屬耳門穴分，以配人），以候耳目之氣。中部包括手部的三候脈象，即手太陰之動脈（屬經渠穴分，以配天），以候肺；手陽明之動脈（屬合穀穴分，以配地）以候胸中之氣；手少陰之動脈（屬神門穴分，以配人），以候心。下部包括足部的三候脈象，即足厥陰之動脈（屬五裏穴分，婦人取太衝穴，以配天），以候肝；足少陰之動脈（屬太溪家分，以配地），以候腎；足太陰之動脈（屬箕門穴分，以配人），以候脾胃之氣。當然，三部九候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的整體，它在疾病的診斷、辨證、預後各方麵都有重要的價值。《素問·三部九候論》指出：“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采用這種診脈法的目的，主要是診測全身上下左右的調和情況：如果上中下三部的脈象互相調和，就表明人體健康無病；反之，如果上下左右脈不相應，則表明人體形氣相失，罹患疾病，甚至招致死證。
人迎寸口二部合參也是《黃帝內經》中闡述的一種重要的診脈法。人迎，是指人體頸部結喉兩側的動脈，係足陽明胃經之所過，反映著水穀之海的胃氣的有關信息。寸口為手太陰肺經之所過，與朝會百脈，內應五髒六腑的肺氣相表裏。人迎屬陽經，主表；氣口屬陰經，主裏。因此，在正常情況下，春夏二季人迎脈微大於寸口，秋冬二季寸口脈微大於人迎。《靈樞·四時氣》所說的“氣口候陰，人迎候陽”就是這個道理。人迎寸口二部合參就是把二者的大小相互比較，彼此參驗，以便分析與判斷疾病的診脈方法。如果人迎與寸口的脈象大小強弱不調，其實就是病變在脈象上的反映。其臨床意義在於：人迎獨盛則表明病在三陽之腑，寸口獨盛則表明病在三陰之腑。
獨取寸口的診脈法在《黃帝內經》中也有極為詳細又相當重要的論述。寸口，也叫氣口、脈口，位於手橈動脈腕後應指跳動處，屬手太陰肺經的動脈，以其脈出於太淵，長一寸九分而得名。獨取寸口的診脈法，是一種在寸口部位按循動脈來診斷與分析疾病的方法。《素問·經脈別論》雲：“氣口成寸，以決死生。”這是由手太陰肺經是全身十二經氣流行灌注的起點，肺又是氣血朝會之處的重要性所決定的。在臨床實踐中，對於寸口的脈象，主要是診察其長、短、滑、疾、浮、沉等情況以別其有餘不足。通常是以過與不及識其陰陽之偏盛，以長短促緩別其疾病之部位，以沉緊浮盛分其表裏內外等。
3.《黃帝內經》診脈法對後世的影響
《黃帝內經》是中華醫學的脈學根源和淵藪，也是現存最早的記載了豐富的脈學理論和脈診實踐的重要醫籍，對後世診斷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從《黃帝內經》所論述的全身遍診法、人迎寸口二部合參法和獨取寸口法三種診脈方法，我們可以認識到秦漢之際的診脈部位很不一致。至於為何會形成這種不一致，學界的認識很不統一，我們認為這是與《黃帝內經》成書過程曆經春秋戰國直到秦漢數百年的曆史有關的。換言之：這三種診脈法盡管並存於同一部典籍之中，但它們卻似乎並非是同一個時代的產物。同時，這種現象本身就反映著醫學發展步伐的延伸蹤跡。
這三種診脈方法，特別是獨取寸口法對《難經》的診脈法有著直接的影響。
二、《難經》對《黃帝內經》脈學思想的發展
《難經》，又稱《黃帝八十一難經》，是一部以闡明《黃帝內經》以及先秦醫籍要旨為主的醫學專著。它在繼承前代醫學成就的基礎上，對醫學的發展多有創見。相傳它的作者是秦越人，其實是後人的托名之著，大約成書於兩漢之際。《難經》繼承並發展了《黃帝內經》的醫學思想，尤其是在脈診方麵更有創造性的論述，對後世脈學理論的完善和發展產生了重大作用。其學術成就是：
1.確立了獨取寸口的部位
獨取寸口的診脈法在《黃帝內經》時代就已經是醫學界積極探討的重要課題，也是當時醫生診斷疾病的重要方法，如《素問·五髒別論》、《素問·經脈別論》等篇章對此就有極為詳盡而又較為深刻的論述。但是，有關診脈部位的問題在《黃帝內經》中並未能確定下來，其具體做法顯得很不一致。從某種意義上講，獨取寸口的診脈方法似乎也隻是眾多的方法中的一種可供選擇的方法罷了，這就給臨床應用帶來了很大不便，使從醫者常常難免莫衷一是。《難經》則在繼承《內經》獨取寸口的診脈法的基礎上有了新的發展，並使其逐漸成為一種切實可行的脈診方法。《難經》開宗明義地指出：“十二經脈皆有動脈，獨取寸口，以決五髒六腑死生吉凶之法。”認為人體全身十二經脈盡管都有動脈，但手太陰肺經的動脈（即寸口脈）不僅是手太陰肺經變化的敏感點，並且也最能反映出全身脈氣盛衰變化的信息。這是確立獨取寸口診脈法的理論依據。
《難經》在繼承《內經》關於寸口診脈觀點的基礎上，進一步闡發了其中深刻的道理，指出：“寸口者，脈之大會也，手太陰之脈動也。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周，周於全身……故五十度複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髒六腑之所終始，故法取於寸口也。”這就將寸口之所以診察全身病變的道理闡述得非常清楚了。其中的機理主要有兩條，即：一是寸口為脈氣的總彙，是全身脈氣變化的集中顯現之處；二是肺主氣，司呼吸，肺氣的運行憑借呼吸運動而行於全身。這種認識，在寸口診脈機理方麵裨補了《內經》的不足。
2.確定了寸關尺三部
《難經》雖然也像《黃帝內經》一樣，都有“三部九候”的說法，但其含義卻大相徑庭。如前所述，我們已經認識到：在《黃帝內經》中，三部九候是指全身遍診的診脈法。然而《難經》中所提的三部九候則主要是解釋寸口脈象的內在含義。因此，“三部九候”在《黃帝內經》和《難經》中係名同實異的兩個概念。就其關係來說，乃是《難經》借用了《黃帝內經》舊有的概念表達了新的內容。《難經·十八難》說：“三部者，寸、關、尺也；九候者，浮、中、沉也。”
3.量化了診脈的指力
診脈時指下用力的輕重是切脈技術的關鍵和難點。《黃帝內經》的作者對此已非常重視，但其論述還顯得十分模糊，很難在臨床上實施。《難經》則將指力的輕重首先分為浮、中、沉三種情況，又進一步製定了量化標準。《難經·五難》認為：“三菽之重，與皮毛相得者”為浮取；“按之至骨者”為沉取；對於中取，則又細分為“六菽”、“九菽”、“十二菽”三種指力。這是《難經》對切脈技術的重大發展和傑出貢獻，從而使其在技術的師承傳授上有了明確的依據，並且使臨床診斷有了切實可行的客觀標準。
4.首創了寸口分候髒腑的方法
寸口分候髒腑的方法肇始於《難經》，這種方法使脈診的臨床意義有了很大的提高。其具體方法主要包含兩個方麵的內容。其一是按人體的上、中、下三部進行劃分，深入探討其與髒腑的關係。《難經·十八難》指出：“上部（寸）法天，主胸以上至頭之有疾也；中部（關）法人，主膈以下至臍之有疾也；下部（尺）法地，主臍下至足之有疾也。”其二是按五行相生關係進行髒腑配屬。《難經·十八難》認為左尺配腎、膀胱（屬水），左關肝、膽（屬木），左寸配心、小腸（屬火）。左手從尺至關及寸，為水生木、木生火的相生關係。右尺配心包、三焦（屬相火），右關配脾、胃（屬土），右寸配肺、大腸（屬金）。右手從尺至關及寸，為火生土、土生金的相生關係。因此，《難經》總結說：“此皆五行母子更相生養者也。”如果將這種配屬關係與《素問·三部九候論》及《脈要精微論》的有關文字加以對比，就不難發現《黃帝內經》與《難經》在基本思想上的相通之處。
5.詳細論述了病脈及其主病
《難經》以陰陽為綱，全麵係統地論述了浮沉、遲數、虛實、長短、滑澀、弦緊與濡弱、洪細、伏、牢、結、緩、散、微、疾以及彈石、解索、屋漏、雀啄等25脈及其主病，並進而通過脈象變化辨別病位，診斷病性，確定病機，預測吉凶。同時，《難經》還十分重視辨別五邪所傷、外感傷寒、五髒病變等情況。
由於《難經》在繼承古聖先賢醫學成就的基礎上提出了許多很有價值的創見，特別是在脈學、髒象學、經絡腧穴及針法方麵創新觀點更多，因而對於後世醫學理論的發展完善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被奉為臨床診斷的圭臬。清代名醫徐大椿在《難經經釋·序》中高度地評價說：“是書之旨，蓋欲推本經旨，發揮至道，剖析疑義，垂示後學，真讀《內經》之梁津也。”
三、王叔和《脈經》的脈學理論
在《難經》之後，張仲景開辨病、脈、證並治之先河，確定了脈證並重的原則，為王叔和《脈經》的寫作在理論研究和臨床實踐兩個方麵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每篇都以“辨某病脈證並治”為題，並一再告誡醫生，要“觀其脈證，知所何犯，隨證治之”。為了使脈與病、證有機地結合起來，他還將脈象分為陰陽兩類。他指出：“凡脈大、浮、數、動、滑，此名陽也；脈沉、澀、弱、弦、微，此名陰也。”
張仲景雖然還偶爾用到趺陽、少陰、少陽、人迎等診脈法，甚至在《傷寒論·序》中還把“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的診脈法視為草率並對其進行了批評，但從其著作來看，他最常用的還是寸口診脈法。總而言之，張仲景是以脈辨證，以脈辨病，將脈診廣泛、靈活地運用於臨床實踐之中，並同時賦予脈診以更加廣泛的臨床實用意義，對於脈診理論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對張仲景的著作進行了係統地研究整理並使之妥善保存下來的王叔和，不僅在臨床醫學上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而且在脈診的理論和實踐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承前啟後，在前代醫學成就的基礎上，特別是在張仲景脈學理論的基礎上有了更大的發展，取得了劃時代的成就，進而使脈診技術成為後世臨床診斷的軌範。
王叔和，名熙，叔和是其字，高平（今屬山西，一說為山東）人。三國魏晉之際著名醫學家。據皇甫謐《針灸甲乙經·序》記載，王叔和曾任太醫令，並係統整理過張仲景的著作。史稱其“博好經方，洞攝養生之道”。其主要成就是全麵總結了魏晉以前有關脈診的理論與實踐，編著了中國第一部脈學專著——《脈經》。王叔和的生平事跡不見於正史，隻在唐·甘伯宗《名醫傳》中有簡要的記載。有關《脈經》的成書時間，曆來沒有明確的說法，但從其學術思想的承繼關係來看，前代學者所作出的晚於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而早於皇甫謐《針灸甲乙經》的推斷則是正確無誤的。據此，我們可以將王叔和的生平年代確定為三國魏晉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