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脈經》共十卷，是中國最早的脈學專著。該書集三國魏晉之前脈學研究之大成，是中醫古典脈學理論及實踐的結晶。它全麵地繼承並係統整理了中醫古典脈學理論及其實踐的精華，並在此基礎上有了很大的發展。其在脈診研究方麵的主要成就是：
首先，確立並具體描述了浮、芤、洪、滑、數、促、弦、緊、沉、伏、革、實、微、澀、細、軟、弱、虛、散、緩、遲、結、代、動等24種脈象及其特征，並將其與臨床診斷實踐相結合，列舉出了八組彼此類似的脈象，指出“浮與芤相類，弦與緊相類，滑與數相類，革與實相類，沉與伏相類，微與澀相類，軟與弱相類，緩與遲相類”，從而體現出了重要的比較鑒別意義。
其次，王叔和確定了寸、關、尺三部診法，對《難經》的寸口三部定位法進行了重大的改進，首次提出腕後拇指側高骨——即橈骨莖突的部位為關，關前為寸，關後為尺的定位法。《脈經·分別三關境界脈候所主第三》指出：“從魚際至高骨，卻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從寸至尺，名曰尺澤故曰尺寸；寸後尺前名曰關。陽出陰入，以類為界。陽出三分，陰入三分，故曰三陰三陽。”這就明確規定了寸口脈分寸關尺。其中寸尺各得一寸，而關脈各從其中得三分，關脈占六分，寸尺各占七分。這種定位法給後世的臨床診斷帶來了很大的方便，成為千百年來醫家一直遵循不變的法則。
再次，詳細地敘述各種疾病的脈候，在有關寸口三部脈分候髒腑疾病的問題上，《脈經》繼承了《難經》的成就，並對此有了新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見解。如《難經》以右尺候心包絡與三焦，而《脈經》則以右尺候腎與膀胱，並進一步包含了以右尺候右腎命門之義，這種見解顯然要比《難經》的認識更進步；在具體臨床診斷方麵，《脈經》還將陰陽作為辨脈之大綱。其主要見解是：從部位而言，寸為陽，尺為陰；從浮沉而言，浮為陽，沉為陰；從脈形而言，動、長、滑等為陽，弱、澀、弦、短、微等為陰。這種脈分陰陽的方法，大有提綱挈領、執簡馭繁的作用，非常便於掌握運用。
除此之外，《脈經》全麵繼承了張仲景“平脈辨證”的理論，對於辨證論治理論也有很大發展。如第七卷自第一至第十七篇，論述的是汗、吐、下、溫、灸、刺、水、火等治法的宜忌。這些內容無論是從基本原則還是在文字論述的方方麵麵，都明顯地受到張仲景《傷寒論》的影響，是對“平脈辨證”理論的繼承和發展。《脈經》中所涉及的多種治療方法，進一步豐富了中醫治療學的內容。在經絡學說領域，《脈經》重視髒腑理論與經絡理論的統一，對表、裏經的關係作了更具體的論述，尤其是對奇經學說有更多補充和發揮。在係統論述奇經八脈的循行起止的基礎上，詳細論述了奇經發病的情況，比《難經》有了更大的發展，為李時珍在《奇經八脈考》中係統地總結奇經學說奠定了基礎。
總而言之，《脈經》是華夏醫學中一部最早的脈學專著，它以論脈為中心，有條不紊，至為詳悉。盡管如此，王叔和卻不隻是就脈而談脈，而是在整部書中常常兼及其他診法，強調四診合參，全麵診斷，真可謂是一部“百病根原，各以類例相從，聲色證候，靡不賅備”的中醫診斷學全書，對中醫診斷學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四、脈診理論的繼承和完善
王叔和《脈經》是中醫診斷學上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裏程碑，其成就是多方麵的。除了全麵係統地闡明脈學、診斷學理論之外，對於此前已具有一定水平的髒腑學說、經絡學說以及辨證論治也多有繼承和發展。然而，王叔和在繼承和發揚《內經》、《難經》以及華佗、張仲景等人的脈學思想方麵，也存在著不加辨別、兼容並蓄、妍媸並存的不足，加之其文理深奧、旨趨隱微，這就給後世的研究和運用帶來了很大不便。
由於王叔和《脈經》盛名遠播，六朝醫家高陽生便假托其名，以歌訣形式闡述脈法，編寫成《脈訣》一書，內容精要不繁，文字通俗易懂，頗得人們喜愛，到了宋代已在從醫者中廣泛傳播。盡管《脈訣》隻是著重闡述脈法及其臨床應用，對於脈學的理論缺乏深入的探討，加之其“七表八裏”的分類法也多遭後世醫家非議，但其喜聞樂見的形式卻普遍受到醫學界的效法；同時，書中所表現出的創造性見解對於學術爭鳴也不無益處。
在高陽生之後，脈診的完善和普及工作更加引起了人們的重視。從孫思邈法家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來看，隋唐時代脈學理論與診脈技術都有了較大的發展。孫氏《千金》二方雖係方書，但卻基於對疾病的本質與表現的內外差異、五髒六腑的盈虛不同、血脈營衛的通塞有別等生理病理特點的深刻認識，以積極求實的態度深入探究脈象的臨床意義，並且繼承了張仲景病、脈、證並治的成就，在疾病的診療方麵以“方證同條”的體例綜合論治，而將診法在《千金要方》中以16篇“平脈”之目予以論述，在《千金翼方》中以5篇“色脈”之目予以論述，從而突出了脈診的地位和作用，在脈診理論與技術的臨床應用方麵作出了較大的貢獻。
有宋一代更加注重對脈學的研究，新的脈學著作不斷問世。其中較著名的有成書於1189年的崔嘉彥的《脈訣》（又名《崔氏脈訣》、《崔真人脈訣》、《紫虛脈訣》）一卷、撰於1241年的劉開的《脈訣》、許叔微著的《仲景三十六種脈法圖》、撰於1241年的施發的《察病指南》三卷等。這些脈學專著，或以四言歌訣的形式闡述脈理，或創製脈圖，在脈學研究上有所前進，對中醫診斷學的發展起了積極推動的作用。
其後金·李杲的《脈訣指掌病式圖說》、明·李時珍的《瀕湖脈訣》與李中梓的《新著四言脈訣》、清·馮兆張的《脈訣纂要》等，皆負盛名。其中李時珍的《瀕湖脈訣》影響最大、流傳最廣，至今仍被視為學習和掌握脈診技術的不二法門，對脈學的普及推廣發揮了重大作用。
在這一發展時期，學術研究猶如雨後春筍，富有成就的專家也層出不窮。他們自覺地將脈學理論與脈診實踐有機地結合起來，在完善普及方麵取得了很多突出的成就。就其影響而言，這些成就中有兩個方麵值得我們重視。其一是，對脈象的實質進行了更深入地探討，提出了“脈貴有神”說。宋·崔嘉彥在《脈訣四言舉要》中指出：“脈貴有神，不可不審。”對於這一重要見解，金·李杲又有了一定的發展，他進一步指出：“脈中有力即有神。”這些認識又被後來著名醫家如滑壽、張介賓、周學霆等人所繼承和發展，並逐步形成了現代中醫臨床上將脈來柔和、具有衝和之象視為“有神”的觀點。其二是，在脈象的圖像化研究方麵進行了必要的嚐試，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王叔和在《脈經·序》中所說的“在心易了，指下難明”，確實道出了脈診的個中甘苦。一代又一代才高識妙的醫家力圖以各種生動形象的語言來描述紛繁複雜的脈象、揭示脈診的規律，為宋元以後以直觀圖形把握脈象打下堅實的基礎。宋·許叔微最早進行脈象圖像化的嚐試，曾著《仲景三十六種脈法圖》，可惜未能流傳下來。稍後的施發在其所著的《察病指南》中繪有33種脈象圖形，這些圖形可以被視為較早的對脈象進行圖像化研究的資料。
五、明清時代對脈學理論整理和發展
明代的很多著名醫家非常重視古典醫籍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對其中有關脈學的內容進行了較為係統的歸納整理和分類研究，發微求真，編寫了一係列很有質量的學術著作。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張介賓曆三十個春秋編寫完成，於1624年問世的《類經》32卷，該書將《素問》和《靈樞》中的有關問題以分類隸事的原則加以編排，在所分十二個大類中，脈學內容被排在第四類；稍後的李中梓於1642年將《內經》的有關問題，以由博返約的要求進行分類研究，編寫了《內經知要》上下二卷，其第四章對脈診的問題全麵地進行了分類研究；王九思、石有諒等人於1505年輯呂廣、楊玄操等注釋編成《難經集注》十三篇，書中脈學內容也相當豐富。這些學者及其著述，在中醫理論的發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使中醫脈學理論在明代有了空前的發展。
清代的各派醫家都非常重視對脈診的探討，在脈學研究方麵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著名的著作有李延於康熙年間編撰的《脈學彙辨》十卷、林之翰於1723年編寫的《四診抉微》、黃宮繡於1769年編寫的《脈理求真》，以及周學霆於1827年編寫的《三指禪》等。這些著作，求真務實，在繼承前人成就的基礎上多有發展和創造。除此之外，清代的考古學風對於脈學研究也有較大的影響。姚止庵、張誌聰、高世栻、徐大椿、丁錦、張琦、胡澍、葉霖、周學海等精通“小學”的醫家，先後對古往今來的重要脈學著作和包含大量脈診內容的醫學典籍進行了研究。他們從文字學、音韻學和訓詁學入手，澄清了一些長期糾纏不清的是非，解決了眾多的曆史遺留問題。
六、脈診在現代技術條件下的新發展
目前，中國國內在脈診的實驗研究方麵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從50年代起，中國中西醫學界與數理工程等多學科相結合，展開了脈診的研究，以環境脈象的檢測方法，在脈象形成機理和臨床應用等方麵做了大量工作，並取得了較大成績。隨著電子工程技術的迅速發展，工程技術人員根據中醫脈學的原理研製出符合脈理的檢測儀器，臨床醫師結合切脈經驗，將儀器測繪的各種脈圖進行分型定名，已經得出了有浮、沉、遲、數、弦、濡、滑、澀、結、代、促、平等常見的脈圖。對脈搏圖的判讀和分析方法已經由人工目測進到入計算機自動識別階段，發展到較高的水平，而且檢測儀器還正在不斷改進和完善。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不遠的將來，脈診這種傳統而又古老的診斷方法必然會煥發出新的生機，呈現出一派老樹新花、碩果累累的繁榮景象。
第二節 華夏醫學脈診術的外傳與交流
在現代醫學突飛猛進發展的同時，傳統醫學，特別是中醫藥學更以其獨特的診療方法以及藥物的較少毒副作用等優勢越來越受到人們重視，更顯示出勃勃生機。在當代醫學領域，中醫與西醫相映生輝，正呈現出一副“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壯麗景象。在華夏醫學寶庫中，脈診術作為一種傳統的、頗具特色的診斷方法，至今仍得到了完善地保存和不斷地發展，並在世界各地廣泛傳播，得到各國醫家的學習和借鑒。從另一方麵說，中醫的脈學理論和診脈技術也非常重視吸收和借鑒各民族醫學的診斷方法，並在這種交流的基礎之上不斷提高自己的水平。
脈診是中醫的一項獨特的診斷方法，它是中國人民對世界醫學事業作出的重大貢獻之一。中醫脈學的許多專著一經問世，就受到世界各地醫學界同道的喜愛和重視，並在被他們學習和借鑒之後，為世界人民的健康事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推王叔和的《脈經》，這部集中國魏晉以前脈學之大成的脈學專著在成書後不久就流傳到國外，甚至被其作為學習醫學的主要教科書，對阿拉伯、日本、朝鮮、越南等國脈學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從某種意義來說，中醫脈學思想的發展成熟過程，本身就是與其他醫學的診斷方法不斷交流和互動的過程。
然而，在中醫脈診技術的交流活動過程中，具體的情況則是頭緒繁多、非常複雜的。為了便於讀者了解，我們采取空間順序與時間順序相結合的方法進行敘述，即首先從地域上將中外脈學交流分為在東線上向朝鮮和日本的傳播，在南線上向越南、緬甸、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的傳播，在西線上向印度以及沿絲綢之路向中東、歐洲、非洲、美洲等國家和地區的傳播；對於其在某一地區和國家的傳播，我們則基本以時間的先後順序進行敘述。
一、中朝醫學交流中脈學思想的外傳
中國與朝鮮是山水相連的鄰邦，文化交流源遠流長，在醫藥衛生方麵的相互學習與借鑒也相當頻繁和緊密。中朝兩國的文化交流，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最早的記載見於《史記·宋微子世家》。司馬遷明確地記載了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的事跡。因為這位箕子是殷紂王的叔父，受到過良好的教育，他曾接受周武王的詢問並向其陳述治理國家之道。在他所陳述的治國之道的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之中，已經較多地涉及了後世醫學引以為用的五行學說、陰陽概念等問題。那麼，他被武王封於朝鮮也自然會對中朝文化的交流作出較大的貢獻，中朝醫學的交流的源頭大概就在這個時期。而在此後的兩晉南北朝時期，中朝兩國在醫事管理製度以及醫學家往來、醫學著作與藥物交流、醫藥經驗傳授等方麵有了較大的發展，同時也為隋唐時期進一步交流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就脈診技術而言，朝鮮在新羅時期（682-935年）已經引進了中國一些重要的脈學專著與大量記載診脈技術的醫學著作。據中國醫學史學者研究，新羅孝昭王二年（692年），武則天遣使冊封，朝鮮借鑒唐代的醫事管理製度與醫學教育製度，設置醫學博士二人，並以引進的中國醫學典籍作為教材和提高醫學理論的參考書。在這些著作中就包括了《脈經》、《難經》這樣的脈學專著與《黃帝內經素問》、《針經》、《針灸甲乙經》、《明堂圖》之類廣泛涉及脈診內容的典籍。（見李經緯《中外醫學交流史》）而且不僅如此，朝鮮的醫家在中醫脈學理論和診脈技術的廣泛傳播方麵還發揮了紐帶和橋梁的作用，他們在學到並掌握了這套理論和技術之後，便迅速將其進一步傳播到了日本，使之在日本發揚光大。
明清時期，中醫脈診術在朝鮮進一步的傳播和發展。這裏有兩個方麵值得我們重視的問題：
其一是：在學習和掌握了中醫診脈技術之後，朝鮮醫生還進行了一定的總結和完善工作。在千百年的曆史時期之內，中醫（朝鮮稱中國醫學為東醫）在朝鮮一直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傳授不衰。朝鮮許多從業人員，在學習運用中醫理論和技術的同時，還非常重視總結研究的著述工作，編寫了大量的富有創見的醫學著作。其中最有影響的是：金禮蒙於1445年著《醫方類聚》266卷，許浚等於1611年著《東醫寶鑒》23卷。這些學者及其論著，不僅為朝鮮醫學的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而且對中國和日本醫學的發展也不無裨益。《東醫寶鑒》不僅彙集了大量的中國醫學典籍中的脈學內容，而且在論述各科疾病的診治方麵非常重視對脈象的分析。
其二是：中朝兩國醫學界的學術研討活動相當頻繁和活躍，在這些活動中，脈診技術的交流具有重要的意義。據有關曆史記載，明朝時期中朝國醫學界非常重視學術交流活動，先後舉辦了兩次大型的學術研討會：第一次是由朝鮮尹知微提問，中國王應遴答疑，其內容後來被整理成《朝鮮醫學問答》一書，於1380年刊行；第二次是朝鮮派遣內醫院教習禦醫崔順立等來中國請問醫學，中國派出禦醫傅懋光討論答疑，其內容後來被整理成《醫學疑問》三卷出版。在這兩部書中，有關脈學理論和診脈技術的討論就占有相當多的內容。
二、中日醫學交流中脈學思想的外傳
中國與日本是一衣帶水的近鄰，其文化交流有著相當悠久的曆史。據東漢·王充《論衡》記載，早在西周成王時代，日本就向周室進貢用以釀造香酒、祭祀天地的鬯草。又據《史記·秦始皇本記》記載，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齊人徐市（福）率童男女入海求仙人。據近人研究，徐福最終一去不返的仙島即是日本。在徐福之後，由於種種原因，中國更有成批率眾前往日本的情況。如秦始皇十三世孫弓月君率20縣之民，於283年到達日本；漢靈帝曾孫阿知使主與其子都加使主率17縣之漢民，於289年到達日本。中國人移居日本的情況在日本文獻如《雄略紀》、《欽明紀》《姓氏錄》中也有較翔實的記載：在雄略天皇（約五世紀）時代，日本有秦人92部，計18670口；欽明天皇元年（540），日本已有秦人7053戶。在中國醫學史界，學者們普遍認為這些被日本稱為“渡來人”的漢人中不乏精通醫藥之道者，他們為中日醫學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貢獻。當然，秦漢時代中日的醫學交流還隻是處於萌芽階段，作為比較先進的診斷方法的脈診技術一時還難以突破主宰日本醫藥衛生領域的鬼神觀念的束縛。而在稍後的兩晉南北朝時代，中醫脈診技術便由朝鮮逐漸傳到日本，並為隋唐時代脈學思想在日本的廣泛傳播奠定了基礎。
中國隋唐時期，中醫學在日本有了蓬勃發展，中醫的脈學理論和診脈技術引起了日本醫家的高度重視，脈學著作被大量地介紹到日本並在日本廣泛傳播。在中國封建文化高度發展的隋唐時代，日本則剛剛步入封建時代，其先後建立的飛鳥（593-710年）、奈良（710-794年）、平安（794-1192年）王朝，科學文化日益走上全麵發展的道路。在這一時期，中日文化交流空前活躍。出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麵的考慮，日本多次通過派出“遣隋使”、“遣唐使”以及留學生來到中國，學習中國文化、科技和醫藥衛生知識，從而對華夏醫學的脈診技術在日本的傳播發揮了重要作用。另外，一些東渡日本的中國人士也為此作出了較大的貢獻，他們將中國大量的醫學書籍帶到日本，使華夏醫學在日本就地生根，開花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