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時期，中日的醫學交流活動更加頻繁，脈學思想在傳播方麵取得了更大的成就。日本醫學界在全麵借鑒和學習中華醫學脈學思想的同時，還非常重視對其進行不斷的整理和發展，許多醫家依照中國醫家的做法，編寫了大量的醫學著作，如《大同類聚方》、《金蘭方》《醫心方》等，盡管這些著作的內容以醫方為主，但其中卻包含了相當豐富的脈診內容。
在這些著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當推丹波康賴氏（911-995年）所著的《醫心方》。《醫心方》成書於日本永觀二年，即中國北宋雍熙元年（984年），共30卷，書中引述中國唐以前醫書多達202種。在所引的這些醫學著作中就有包括王叔和《脈經》及其他典籍中有關脈學的內容。
日本專家富士川遊在《日本醫學史》一書中指出：“佛教傳來後七十餘年，唐醫方亦進入吾邦，吾醫術因而蒙受巨大影響……醫書有《諸病源候論》、《千金方》之類宏篇。”值得注意的是這裏所說的中國隋唐時代的兩部醫學巨著中都包含了大量的有關脈診的內容。並且，富士氏在對日本大寶元年製定的《大寶律令·醫疾令》所作的評述中講得更為明確，他說：“醫生講讀《甲乙經》、《脈經》、《新修本草》。”可見，華夏醫學早期大量的典籍在日本已經被用做醫學的教科書，為培養醫生和規範醫生的臨床實踐發揮著重要作用。同時必須指出的是，這裏提到的《脈經》是一部集中國魏晉以前脈學成就的專著。從此，我們不難看出華夏醫學的脈學理論與技術對日本所產生的重大影響。
明清時代，中日的脈學交流活動更趨活躍，雙方各自都有許多擅長脈診的醫生在對方長期行醫。這些出國行醫人員，在臨床工作中不斷與所在國的同行學術和技術的交流，傳播自己的診脈經驗和體會，學習和借鑒對方優點和長處，共同為中醫脈學理論和診脈技術的提高和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此期先後來中國攻讀醫學或執業行醫，並且為脈診作出較大貢獻的日方著名醫家主要有：竹田昌慶（1338-1380年）、阪淨運（於1492-1499年在中國學醫）、田代三喜（1467-1537年）、和氣明親（？-1547年）、吉田宗桂（1520-1572年）、古林見宜（1579-1657年）、阿部將翁（1666-1653年）等；此期前往日本行醫並與日本漢醫學家切磋醫術，對脈診作出較大貢獻的中國著名醫家主要有：陳宗敬（於1369年赴日）、許儀後（大約於1570年前後到日本）、陳元贇（1587-1671年）、戴曼公（1596-1672年）、陳明德（1596-？）、王寧宇（？-1660年）、陸文齋（於1703赴日）、陳振先（於1721年應邀赴日）、趙鬆陽（於1726-1728年在日行醫）、周南（於1721-1726在日傳術行醫；周氏對脈學頗有研究，著有《脈要纂注》）、李仁山（於1744年赴日）、胡振（於1803年赴日）等。
在這一時期，一些中國古代的重要脈學典籍和新的脈學著作在日本被大量地翻刻刊行。據日本醫史學者真柳誠與友部和弘的《中國醫籍渡來年代總目錄》統計，日本江戶時期由中國傳入並被大量翻印的脈學著作就有《脈經》、《圖經脈訣》、《瀕湖脈訣》等。此外，在中國脈學理論和脈學著作的影響和啟發下，日本學者也編寫了不少專著，其中主要有：岡本一抱的《病因指南》（1688-1703年）、名古屋玄醫的《脈要訓蒙》（1679年）、多紀桂山的《脈學輯要》、伊藤良助的《三部九候傳書》（1803年）和多紀元胤的《脈法》。
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在政治、經濟、文化上諸多方麵全盤西化。在醫藥衛生領域，推行了廢除中醫的政策，“滅漢興洋”之鋪天蓋地。然而，一些醫學界的明智之士為進一步繼承和弘揚漢方醫學進行了不懈的鬥爭，使中醫的脈學理論和診脈技術在日本仍然沒有斷種絕根。
三、中醫脈診術在東南亞的傳播
自古以來，中國和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在經濟文化方麵就有著非常密切的聯係。據史書記載，在戰國末期，越南的北部就建立了甌貉國。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為了平定天下，進軍南越時就曾侵及該國。從漢武帝時代起，兩漢王朝先後都曾統治過越南的北部地區，並在此設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進行管轄。從此，中越的文化交往便不斷地發展了起來。三國時代的著名醫家董奉，就曾前往交趾，並治愈了交趾吏杜燮因食物中毒引起的危重病症。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可以認為，董奉當時之所以能夠辨證施治，手到病除，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正確應用了中醫的脈診技術。既然如此，我們則可以將中越的脈診交流推定於公元3世紀之前。
在中國脈診技術傳播到越南時，中國與柬埔寨、緬甸、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的醫學交流活動也相當活躍，中醫脈診技術大約也是在這個時期傳入上述國家和地區的。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一直非常密切，據中國的有關史書記載，僅越南派遣使者來中國就有30多次。從現有的資料看來，此期中國醫學傳入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主要是醫方著作，但脈診技術也必然會隨著方藥知識而廣泛地傳播開來。
隋唐時期，中醫的脈診技術在越南及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傳播更加廣泛和活躍。據越南史書記載，早在漢代時就有中國醫生在越南行醫，而隋唐時代兩國的人員交往和醫學交流更加頻繁。越南史學家在探討越南醫學的淵源和總結評述越南醫學成就時，強調指出：越南診治疾病的方法，特別是脈診技術都是從中國借鑒來的。
明清時代，中醫脈診在東南亞各國的影響進一步擴大，並且通過“海上絲綢之路”更加廣泛地傳播到世界各地。明清時代，東南亞各國非常重視與中國的關係，多次派遣使團來華朝貢或訪問，如從1403年到1511年，滿剌加（馬來西亞）派遣使者來華朝貢達22次之多，甚至還有一些東南亞國家的國王也曾來中國訪問。而在另一方麵，明清朝廷也非常重視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多次派遣使節前往各國進行訪問，如明永樂三年（1405年）派遣使團訪問呂宋；從1405-1433年，明廷派鄭和“七次下西洋”，多次對東南亞各國進行訪問。在這些互訪活動中，包括脈診在內的醫學交流自然也是非常活躍的。
四、中醫脈學在西域的傳播
腳下邁著歲月的蹣跚步履，頭上頂著秦漢隋唐的朦朧月華，耳邊伴隨著商旅的叮咚駝鈴，臉上吹拂著戈壁沙漠的瑟瑟風霜，時光老人帶著我們來到古老的“絲綢之路”，讓我們盡情地體會遠古時代的風雲滄桑。從現在關中平原腹地的文化名城西安向西，經過河西走廊，穿過漫漫戈壁，越過帕米爾高原，一路西行，就來到了人類文明的另一個發祥地——兩河流域。這原本是一條商業之路，被人們習慣地稱為“絲綢之路”，但它的影響和意義卻從不限於商業領域。千百年來，它為東西方文化交流與融合，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
在從蒙昧走向文明的旅途中，這條路仿佛是天邊的一道彩虹，充滿歡樂，書寫壯麗；在從落後邁向前進的航程上，這條路依稀是波濤上的一葉扁舟，滿載希望，乘風破浪；在從封閉登上開放的彼岸，這條路如同是一座橋梁，溝通理想，走向未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條“絲綢之路”把黃河流域古老的中華文化，與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古老的阿拉伯文化緊密地連在了一起，為中西醫學交流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早在秦漢時期，中國就建立了空前統一的封建帝國，其西部的邊陲直達今甘肅省的西部地區。從此之後，在中國曆史上，人們習慣把玉門關、陽關以西的地區統稱為“西域”。其實，西域的範圍相當廣闊，它包括了亞洲中西部、印度半島、歐洲東部以及非洲北部的廣大地區。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波斯、大宛、康居、大月氏等西域國家的商人、使者、學者等不同階層的人士不斷來到中國，使中原先進的醫藥學知識及其著作不斷通過絲綢之路傳到西域，對西域各民族醫藥學的發展以及各民族人民的衛生保健事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據《西陲古方技書殘卷彙編》記載，德國和美國考古學家在中國甘肅敦煌石窟、新疆的吐魯番地區以及羅布淖爾附近發掘出魏晉南北朝時期及此前的醫藥書籍有：《漢獸醫方本簡》、《魏晉醫方殘卷》、《脈經殘卷》、《明堂五髒論殘卷》、《劉涓子鬼遺方殘卷》、《張仲景五髒論殘卷》、《新集備急灸經殘卷》等十餘部。這樣浩瀚的中醫藥書籍在西域被發掘，說明了當時西域的醫學發展已達到相當高的階段。
中國新疆地域遼闊，物產富饒，是上帝特別偏愛的地方。來自天山之麓的雪水常年澆灌著南疆和北疆的大片土地，給這裏賜予了寧靜祥和的幸福生活。在“絲綢之路”的旅程上，新疆一直起著樞紐和港口的作用。世代居住在這裏的維吾爾族人民熱情豪爽、勤勞智慧，在與疾病鬥爭的實踐中，積極學習和借鑒兄弟民族的醫學知識，特別是中醫的理論與技術，於10世紀到11世紀的喀喇汗王朝統治時期，就建立並發展起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醫學事業。
維吾爾醫學的診斷方法靈活多樣，主要有問診法、切脈法、摸診法、痰液肉眼觀察法、小便肉眼觀察法、大便肉眼觀察法等十餘種。維吾爾醫學十分重視疾病的診斷工作，僅就脈診而言，即積極地向中醫學習，接受中醫脈學理論與技術的影響，並在此基礎上有所創造。維醫把脈象按其長短、寬細、高低、快慢、沉浮等分成據術式脈、波浪式脈、釘釘式脈、鼠行急促脈等48種，並進而形成了一套獨特的脈診方法。從此，人們既能充分地認識到中醫脈學對維吾爾醫學的重大影響，也能對維吾爾醫學在脈診方麵所取得的獨特成就有所了解。
沿著古“絲綢之路”再向西行進，就來到了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平原。公元前3000年之前，阿拉伯人的祖先就在這裏建立了燦爛的古代文明，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之後，這些成就還不斷地得到阿拉伯人民的繼承和發展，並進而使其彙入世界文明的海洋，為人類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當然，如果站在人類文明的全方位立場上來看，這些成就和貢獻並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在與包括中華文明在內的其他文化成就長期而又廣泛地交流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中國與阿拉伯的醫學交流，則是這個交流活動中的重要內容。
在中國醫學與阿拉伯醫學的交流中，脈學理論和診脈技術的交流尤為重要。從公元10世紀阿拉伯醫學的集大成之著《醫典》中，我們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古代中國醫學與古代阿拉伯醫學交流情況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並能充分地認識到中國診脈技術對阿拉伯醫學產生的重大影響。
《醫典》是中世紀的一部頗具權威性的醫學著作，在阿拉伯世界，甚至對歐洲、北非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有著很大的影響，被奉為經典，作為教科書以培養醫生和指導臨床工作。阿拉伯醫學家阿維森納（980-1037年），不僅精通阿拉伯醫學，而且廣泛學習和吸收了其他醫學體係的精華，寫成這部不朽巨著。值得我們重視的是，該書詳細地記載了許多中醫的內容，特別是有關脈象的知識和診脈的技術。阿氏將脈象分為48種，其中大多數與王叔和《脈經》中所述的脈象相同或相近，並且其中有關脈證關係的探討與論述也明顯地受到了王叔和的影響。
1313年，波斯醫生拉什德·阿爾丁·阿爾哈姆丹尼，以波斯文編寫了一部關於中國醫藥學的百科全書——《伊爾汗的中國科學寶藏》。在該書中，作者收錄了大量的中醫脈學的內容，還插入了一係列的中醫切脈部位圖，並且還特別提到中國魏晉時期的脈學大師王叔和的名字。該書對中醫脈學知識在阿拉伯的傳播以及進一步將其介紹到西方起了較大的作用。
印度古稱“身毒”、“天竺”，也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與中國的文化交流活動具有極其悠久的曆史。早在公元前2世紀，中國和印度就有了政治和經濟的往來，兩國醫學的交流始終伴隨著佛教的傳入中國及其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的過程之中。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傳播使中印兩國的文化交流更加繁榮，據不完全統計，此期來中國傳教的印度等國僧侶就有70多人，前往印度取經的中國僧侶也有將近90人之眾。在這些僧人所傳播和引進的佛經之中，有著相當一部分的醫學內容，這就使中國與印度在脈學領域的交流發生並發展起來。
中國的唐代是封建社會高度發展的時期，思想文化和學術活動空前繁榮，為佛教在中國的進一步傳播和發展創造了很好的條件。在這一時期，中國和印度的醫學交流活動更加頻繁，脈診技術的學習和借鑒實績斐然。為此，許多僧人和學者付出了聰明才智和辛勤勞動。唐僧義淨就是其中影響最大的一個。他曾於671-695年之間在印度度過了二十多個春秋，為中印的醫學交流作出了較大的貢獻。據說他因自己身患痼疾而鑽研醫道，得道之後不僅治愈了自己的疾患，而且憑著過人的醫術在印度懸壺濟世，並向印度人傳授中國醫學。在他所傳授的醫學知識和技術之中，就包括了大量的脈學理論和診脈技術方麵的內容，為促進了中印醫學在脈診領域的交流作出了較大的貢獻。
五、中醫脈診術在歐美的傳播
中國明王朝比較重視與外界的交流，朝廷通過海上絲綢之路派遣鄭和七次下西洋，促進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它使中國人開始放眼世界、了解世界，也使世界開始了解中國、認識中國，為中醫脈學走向世界提供了很好的條件。早在13世紀中葉，歐洲人約翰曾來到元朝的大都行醫，並通過行醫將西洋醫學介紹到中國。這是西洋醫學傳入中國的最早記載。從此以後，中西醫學不斷交流，互相學習，共同為人類的健康事業發揮重要作用。盡管在這種交流活動中，西方醫學傳入中國是主流，但是西方人士對中醫的重視和借鑒也不容忽視。在有明一代，就有不少西方人士致力於中國醫學的介紹和翻譯工作。1557年，西班牙傳教士在回國時就帶去了大批中國醫學書籍。據有關研究資料統計，明末清初之際，歐洲出版的中醫藥書籍就多達十種。其中包括中醫通論一種、脈學三種、針灸學五種、藥物學一種。從此我們可以看出，當時西方人最為重視的是中醫脈學和針灸學。
中醫脈學理論與脈診技術是通過兩條絲綢之路傳到了歐洲的：一條是陸路，一條是海路。它在傳到歐洲後，受到西方醫學界的重視，為西醫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作用。1680年波蘭傳教士卜彌格便接觸並研究了中醫脈診理論，撰寫了《醫鑰與中國脈理》一書，以拉丁文在德國法蘭克福出版。在此之前的1671年，法國人哈維在法國格勒諾布爾出版的法文版《中醫秘典》中，也有中醫脈學方麵的內容。1682年Cleyer。A在德國法蘭克福出版了拉丁文的《中國法醫舉例》，書中也引述了卜彌格所譯述的中醫脈學。17世紀末，英國醫生弗洛伊爾將卜彌格關於中醫脈學的譯述轉譯成英文，連同自己的著述合編為《醫生脈診表》一書，於1707年在倫敦出版發行。全書共三篇，其中第三篇就是有關中醫脈學的論述。弗洛伊爾以研究脈搏計數和呼吸診斷疾病而聞名於世，是歐洲最早發明脈搏計數器者。他在談到自己的發明過程時，充分強調了中醫脈學對他的啟發作用。
六、中醫診脈術在新的曆史條件下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人民和醫界同仁的重視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徹底改變了取締中醫的錯誤政策，恢複了中醫藥應有的地位，中醫藥事業的發展迎來了明媚的春天，中醫脈診技術越來越引起國外醫學界同行的興趣。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曆史機遇，為中醫藥走向世界、走向市場提供了新的條件。中醫學以其獨特的診療方法以及藥物的較少毒副作用等優勢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上下各階層人士的重視，顯示出勃勃生機。
在新的曆史條件下，中醫脈學理論和診脈技術的對外傳播日益活躍，在國外行醫的中國中醫師越來越多。這些人員在為各國人民保健治病的同時，也將獨特的中醫診脈技術不斷地介紹到國外。還有一些國內著名的中醫專家，利用出國旅遊或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的機會，介紹中醫的脈診技術，進行診脈示範表演。他們神奇的技術，常常引起外國人士嘖嘖稱讚，為擴大中醫脈診術在國外的影響起到很好的作用。
在中國教育改革的大好形勢下，前來中國學習中醫藥學的國外學子越來越多。目前，來中國內地中醫藥院校就讀者以東南亞和東北亞為多。據調查，這些留學人員對中醫的脈學理論和診脈技術都有較濃厚的興趣，有一些學生對此還有一定的鑽研，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們學成回國之後，一定能夠以中醫獨特的診療方法為其祖國人民的健康事業作出較大的貢獻，同時也會使中醫的脈學理論和診脈技術在他們的國家和地區得到更大的弘揚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