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麵已經假定，國際經濟相互依存的變化對國內經濟偏好的影響會真實地反映出國家政策或製度安排的變化，因而知道了哪個經濟利益集團獲得了經濟力量，就可以了解誰同時獲得了政治權力以及反過來其製衡政策是如何變化的。但是，對於體係中的其他國家而言，它們對一個現狀國的製衡偏好的認識究竟是通過什麼方式實現的呢？其他國家的這種認識可能是源於現狀國給出的什麼樣的信號呢？是否也同樣受到經濟相互依存狀況的影響呢？可以肯定，在其他國家的政治領導人看來，對外經濟聯係的程度提供了現狀維持國的行為偏好的信息。因為這些國家的領導人能夠觀察到對外經濟的依存狀況在該現狀維持國的國內動員過程中所發揮的影響，他們據此來衡量該現狀維持國領導人參與均勢博弈時得到的國內政治經濟支持或受到的政治經濟限製，從而形成對該現狀維持國行為偏好的認識。當然，根據這種認識來判斷現狀維持國的製衡偏好也不是絕對可靠。首先，與外部的經濟聯係對國內動員的政治意義並不是現狀維持國領導人參與均勢博弈時所考慮的唯一因素，他們可能還要顧及意識形態、外交傳統和領導人個人風格等其他多種因素；其次，即使該現狀維持國領導人的製衡動員能力受到國內政治限製，他們在國內壓力下最終會作出什麼樣的製衡反應也不盡可知。反過來說，如果不存在這種判斷上的不確定性，現狀維持國的戰略意圖能夠被潛在的盟友或敵手所明了，那麼它即使不明確地作出需要付出代價的製衡承諾也沒有關係，因為它的戰略意圖是清晰可辨的。
但是，因為現狀維持國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領導人的對外行動能力，他們對外部威脅的反應無疑向其他國家傳出了一種信號，這種信號起到的作用是強化其他國家對該現狀維持國製衡偏好的認識。也就是說，現狀維持國製衡反應的強弱與其他國家對它製衡決心的估計相一致。因而，如果現狀維持國的國內動員過程所透露的行為信號顯示它能夠作出強製衡反應，其他國家通常認為它具有製衡的決心，其所作安全承諾的可信度高，因而不僅有利於促進現狀維持國之間的結盟，也有利於威懾崛起國。相反，如果現狀維持國選擇溫和的製衡反應或者對意欲軍事擴張的崛起國采取安撫性政策，那麼這種行為信號將使其他現狀維持國擔心該國缺乏承擔製衡義務的意願，從而降低它們共同製衡崛起國的可能性或弱化已經建立的防禦性同盟的緊密性，對崛起國的威懾效果也將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