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種觀點認為，一戰是帝國主義國家爭奪殖民地和勢力範圍的產物。約瑟夫?奈對這種觀點提出了質疑。他認為，爭奪殖民地的鬥爭並不必然引起戰爭，如果1898年英法為瓜分非洲而發生的嚴重的法紹達危機而導致戰爭的爆發，那麼也許可以把一戰稱之為帝國主義戰爭。他還指出，一戰之前，歐洲的銀行家實際上非常害怕戰爭會損害到國際金融秩序和商業體係，以至於英國的外交大臣格雷不得不考慮如何說服倫敦的銀行家支持對德宣戰。筆者認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無疑深刻地揭示了導致一戰爆發的國內經濟根源，但是，要從國際關係的係統層次來解釋一戰的發生，還必須對大國製衡機製失效的原因進行具體分析。
綜合這四種觀點來看，關於一戰爆發的原因離不開對英國的政策和行為的解釋。由於英國是一戰前歐洲均勢政治的關鍵力量，英國對崛起的德國采取何種戰略反應直接關係到德國是否最終將侵略意圖付諸實施，其中的關鍵是必須解釋英國為什麼奉行會導致對德威懾失敗的曖昧性的政策。
學術界關於英國政策的曖昧性有三種解釋。第一種解釋指出，英國戰略領導人認為德國對英國不構成威脅或抱有防禦優勢的軍事觀念，因而他們有動機把製衡德國的責任推卸給他國而使英國成為坐收漁利的局外人。第二種解釋指出，不與法俄結盟以免受到同盟義務的束縛是英國“光榮孤立”的傳統，英國政策的目標是充當最後的均勢維護者。第三種解釋指出，英國政策的曖昧性是自由黨內閣的分歧所致，即自由黨內帝國主義派和極端自由派在社會福利和安全開支（guns-versus-butter）上的爭論是導致騎牆政策的主要原因。
第一和第二種解釋很大程度上缺少史實的充分支持。正如後文的實證分析所指出，實際上英國戰略領導人把德國視為均勢的最主要威脅，並從英國的戰略利益出發認為必須與法、俄兩國結盟以威懾德國的侵略行為。然而，由於國內政治限製，英國無法作出這種強硬的製衡反應。第三種解釋則高估了自由黨內閣的分歧，因為自由黨內閣裏的政策辯論並不是陣線分明的政治分歧。一些最有影響的內閣成員很難貼上極端自由派或帝國主義派的標簽，隨著他們在內閣位置的調整，同一個人在安全事務上尤其是對德政策的觀點亦發生了變化。因此，從官僚政治理論來看，內閣成員究竟持什麼政策觀點取決於他們所處的位置是戰略敏感性還是經濟敏感性，而不取決於他們所信奉的政治哲學。但是，官僚政治理論不能說明，在國內政策競爭中這兩個部門中哪一方的觀點和利益能夠勝出，而這正是本文需要解決的問題。
以下的部分首先說明英、德兩國對歐洲戰略局勢的決定性作用以及英國戰略領導人對德國威脅的看法，然後討論歐洲大國之間的經濟關係，接下來著重以英國與德國的政策與行為來檢驗理論分析和理論假設，最後簡短地討論一下1906年到1914年的法俄同盟情況。
這裏需要作出交代的是，本章的主題是要討論現狀維持國對崛起國的戰略反應，因此本章對德國侵略偏好的分析與這一主題不是直接有關。但是，增加這一節內容也有理論檢驗的考慮。正如第二章的分析所指出，現狀維持國對外經濟聯係的密切與否對其戰略決策人的製衡動員能力起著限製或支持的作用，但政治體製可能會幹擾這種動員過程。由於找不到檢驗這個理論假定的現狀維持國的恰當案例，因而退而求其次選擇了作為崛起國的德國來剖析。畢竟，其中的機理沒有實質性的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