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稱要做“地球主人”的阿道夫?希特勒1933年1月上台，同年德國退出國際聯盟和裁軍會議，公開撕毀凡爾塞和約的軍事條款，宣布重建空軍和實施普遍義務兵役製。1936年，德軍進入萊茵非軍事區，並進一步把侵略矛頭指向奧地利和捷克等中東歐國家。英國領導人認為，德國在中東歐的擴張從戰略上最終將構成對英國本土安全的威脅。法國和蘇聯因為與德國直接接壤，對德國的擴張威脅更為擔心。雖然憂慮德國的擴張威脅，但英、法不是積極地加強軍備或聯合起來以威懾德國，而是實行消極的防禦戰略，企圖通過綏靖政策來“無期限地防止戰爭”。美國領導人雖然看到了德國對歐洲均勢的威脅，但奉行了孤立主義政策，對歐洲事態的發展采取不幹預的立場。蘇聯雖然加大了國防工業建設和軍隊動員，但與德國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由於四大國在維持歐洲均勢方麵的軟弱反應，德國決定向波蘭發動進攻，二戰爆發。
本章的目的是說明20世紀30年代大國之間經濟聯係的萎縮如何導致了英、法、美、蘇對德國威脅的軟弱反應。從理論檢驗的完備性來說，需要對英、法、美、蘇四國作全麵考察。但是，出於三個原因，本章把實力下降的霸權國英國作為分析的重點：第一，曆史學者對這一時期研究最多的國家是英國，這為本章的理論檢驗提供了豐富的曆史資料；第二，集中的而非麵麵俱到的考察能增強案例分析的深度，從而更好地展示理論檢驗的過程；第三，由於資料、語言、篇幅和精力等諸多限製，要做到對每個國家進行詳盡的分析難度較大。
關於20世紀30年代國際關係的研究文獻疊床架屋，不勝其數。但是，關於英國對外政策的分析不外乎兩個基本的派別：政治學者從現實主義的理論視角進行的分析和曆史學者從國內政治經濟的角度進行的分析。
首先看看政治學者從現實主義的理論視角所作的分析。信奉傳統現實主義理論的學者認為，綏靖政策是導致希特勒無限對外擴張的原因。在傳統現實主義者看來，國際社會是純粹的無政府狀態，國家無論是為了保持權力、增加權力還是顯示權力，都必須以軍事實力為後盾，必須時刻準備使用武力。而綏靖政策以妥協退讓、滿足對手欲望的軟弱方式來息事寧人，因而偏離了國家必須遵守的上述絕對律令。摩根索認為，“綏靖者的錯誤在於，他沒有認清那些連續不斷的要求永遠不是自我克製的，也不是出於具體的不滿，它們不過是一串鏈條的一個個環節，這串鏈條的末端是推翻現狀。”根據現實主義學者的解釋，英國首相尼維爾?張伯倫對希特勒的真實侵略意圖出現判斷上的重大錯誤，因而把德國的擴張主義政策當作現狀政策來加以反應。
也有學者根據新現實主義理論認為，英、法、蘇、美四大國對德國的軟弱反應是國家理性的戰略選擇。這種觀點指出，在一個防禦認識占上風的多極體係中，作為均勢政治參與者的每個國家都有動機把製衡潛在威脅國的成本推卸給他國而自己坐收漁人之利。在推卸負擔動機的驅使下，上述四大國不願對德國進行強硬的軍事製衡，這使得德國相信可以追求擴張主義目標。與這種觀點非常接近的是斯蒂芬?沃爾特的均脅論解釋。沃爾特認為，30年代歐洲大國是以“有節製的步驟”來製衡德國，因為這些國家的領導人“深信（德國的）威脅是有限的，而他們有充分的依據得出這種判斷”。
但從現有曆史學研究成果來看，現實主義學者的解釋得不到有力的證據支持。
首先，曆史事實表明張伯倫並非如傳統觀點所渲染的那樣優柔寡斷和天真幼稚，以致對希特勒的真實意圖作出了錯誤的判斷。雖然張伯倫過分樂觀地相信有可能與希特勒達成領土變更的協議來實現英德和解，但他同樣對德國的危險有清醒的認識。希特勒執掌權柄之初，張伯倫就看出了他的擴張意圖，認為應該用武力來製衡德國，使之不能“恃強淩弱”。1934年，張伯倫在日記中寫道，武力是“德國人唯一明白的東西。令我不能滿意的是我們無法據此來塑造自己的對外政策”。1937年3月，張伯倫寫信給美國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說，德國是“歐洲戰爭禍患的主要來源”，並認為“如果德國企圖以侵略來實現武力優勢，那麼就必須以更占優勢的武力去挫敗它的圖謀”才能阻止德國的擴張。1938年9月，張伯倫在去德國會談的前夕還指責“德國政府是如何地無信譽和不誠實”，在一封私人信件裏他甚至直接把希特勒稱作“狂人”。
第二，曆史學者的研究表明，英、法、蘇、美等國並沒有充足的戰略理由來執行所謂推卸負擔的政策或有節製的製衡戰略。相反，英國的戰略領導者看到了德國的威脅，它們希望對德國的擴張野心作出強硬反應。比如，希特勒一上台，丘吉爾就公開呼籲擴充皇家空軍並與法國建立同盟，以便在必要之時對歐洲大陸的均勢進行幹預。誠然，帝國防務委員會在1935年7月提出盡一切可能“避免戰爭風險”，30年代後半期英國的戰略部門又鼓吹有限義務戰略，但它們之所以提出這些軟弱的軍事戰略，並不是出於推卸負擔的動機或者防禦優勢認識，也不是出於對希特勒目標有限的戰略判斷，而是因為它們認識到英國戰略的脆弱性。它們擔心英國在軍事上沒有做好戰爭準備之前就遭受納粹空軍的致命打擊。而且，英國領導人沒有足夠的把握獲得美國的軍事援助，而與法國結盟顯然並不能構成對德國的有效威懾。所以，英國戰略部門提出有限義務軍事主張並不是因為它們在理性上認為把製衡德國的負擔推卸給法國是最佳的戰略選擇，或者因為它們認為有必要靜觀希特勒究竟是否抱有有限目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在重整軍備沒有起色而且缺乏強大盟友的情況下，英國要麼承擔有限義務，要麼實行綏靖政策，或者兩者兼而有之，除此之外沒有更好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