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看曆史學者給出的國內政治經濟原因的分析。
曆史學者的主流看法是，由於受到國內各種限製，英國領導人無法對德國的威脅作出強硬的製衡反應。當然，也有些曆史學者認為，英國領導人即便受到國內各種製約，也並非就完全束手無策了。雖然有這種意見分歧，他們一般不否認英國的戰略反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受到國內政治經濟等各種限製性因素的影響。不過，他們強調的具體限製因素不太相同。
多數曆史學者比較強調重整軍備受到的經濟約束。他們認為，英國政府極其擔心擴充軍備的經濟後果，因為擴充軍備需要進口大量的設備和部件，國際收支將因此而惡化。擴充軍備無疑需要投入，所需資金也是棘手的難題。如果增加稅收，就可能抑製經濟的振興；國防借款則可能引起通貨膨脹，財政部因而極力反對。曆史學者證明，經濟約束影響了擴充軍備的進程，因而隻能通過綏靖外交來彌補國防力量的不足。但是，筆者通過研究進一步發現，經濟上的問題之所以突出或者說這些問題之所以成為難題，是與大國之間經濟聯係的萎縮導致英國經濟的內向性有關。
有些曆史學者則強調重整軍備不力的政治原因。他們認為，在民主體製下，擴充軍備需要進行政治和社會動員，因而限製了英國領導人充實國防的能力。在大規模的重整軍備的動員過程中，提高國防開支以及經濟在一定程度上的國防化都不可避免，這自然會麵臨政治上的挑戰。但是，在所有的民主體製下，領導人都會麵臨這種問題；而且，很顯然，並不是所有的民主體製在任何時候都無法做到大規模地擴充軍備。所以，筆者認為，問題的關鍵是，為什麼英國的領導人會麵臨如此重大限製。問題的答案同樣與大國之間經濟聯係的萎縮導致英國經濟的內向性有關。
另外一些曆史學者強調英國領導人受到了和平主義輿論思潮的製約。他們認為，由於飽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創傷，英國公眾中普遍存在著懼戰情緒，反對政府對德國采取可能再次引起戰爭的強硬政策。比如，1935年6月“英國和平民意測驗”中，87%的被調查者主張以非軍事手段維持和平。1938年9月，張伯倫從慕尼黑返回並宣布實現了“我們時代的和平”，他得到了英國公眾的熱烈歡呼。由於認識到英國輿論的壓力，1935年1月內閣會議的一份報告指出，“公眾輿論強烈反對因為援助法國而被拉下水。”不過，也有學者指出，隨著德國威脅的增加，公眾輿論開始變化。1938年3月的民意測驗發現，58%的被調查者不支持張伯倫的綏靖政策。這表明，英國公眾輿論缺乏一致性，但總的來說呈現相當程度的內向性，這無疑對領導人的決策產生了影響。毫無疑問，英國社會輿論的內向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大國之間經濟聯係萎縮的深刻反映。
下麵首先討論大國之間的經濟聯係特征，然後重點分析這種經濟關係對英國的對德國政策的影響，最後對法、美、蘇的戰略決策動員作簡單的探討。本章對英、法、美三國的案例分析表明，國際經濟聯係的削弱導致經濟的內向性，從而限製了政治領導人為維持外部均勢而進行社會動員的能力，使他們無法作出強硬的製衡反應。蘇聯高度集權的體製可以動員和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用於重工業和國防建設，這種備戰體製表明了蘇聯的潛在製衡偏好。但是，由於經濟往來停留在低水平，英、法對蘇聯作為盟友的可信度缺乏信心，而蘇聯也認為英、法缺乏履行製衡承諾的誠意，導致三國結盟的談判破裂。為了保障本國安全，蘇聯轉而尋求與德國簽署互不侵犯條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