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期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的教學、研究工作中，感到讀古書和古代文學作品，必須了解掌握其義例，如此才能對古書和古代文學作品獲得準確的理解，否則很容易產生疑惑和誤會，甚至厚誣古人。這裏舉兩個感受較深的例子來談談。
一是對六朝樂府吳聲、西曲許多歌辭內容的理解問題。六朝樂府清商曲中的吳聲歌曲和西曲歌兩大部分，現存曲調數十種，歌辭數百首。其中有不少曲調，其創製者和產生背景，過去《宋書?樂誌》、《古今樂錄》、《舊唐書?音樂誌》等都有記載，但都很簡略。“五四”以後，學術界重視民間文學，也重視吳聲、西曲的文學價值。但有的研究者未加細考，認為《宋書?樂誌》、《古今樂錄》的記載不可信，甚至認為出於捏造附會。形成這種誤會的原因有二。一是沒有注意到古籍中其他方麵的有關記載，這類記載有時還頗為具體。例如吳聲中的《長史變歌》，《晉書》、《宋書》的《樂誌》，都說是“司徒左長史王?臨敗所製”，僅這麼簡單一句。如果仔細考察，便可發現《晉書?王導傳》、《宋書?王華傳》、《魏書?司馬□傳》都載有王?的具體事跡，隻是地位不顯著，因此不為人們所注意。又如《碧玉歌》，相傳為東晉孫綽所作，敘述晉汝南王愛妾碧玉之事；鉤稽各種記載，也屬可信。
形成誤會的另一個原因是由於現存不少歌辭內容與《宋書?樂誌》等所載的本事、緣起不相符合。這類現象也屬屢見不鮮。例如吳聲中的《丁督護歌》，《宋書?樂誌》載其本事雲：
《督護歌》者，彭城內史徐逵之為魯軌所殺，宋高祖使府內直督護丁?收斂殯埋之。逵之妻，高祖長女也。呼?至閣下，自問斂送之事。每問，輒歎息日：“丁督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
這事件在《宋書?武帝紀》也有記載。《武帝紀》雲：“（義熙）十一年正月，公（指武帝劉裕，時為宋公）……率眾軍西討。……三月，軍次江陵。……公命彭城內史徐逵之、參軍王允之出江夏口，複為軌所敗，並沒。”督護本指收屍人丁?。徐逵之西征喪身，而現存的《丁督護歌》卻寫女子送督護北征，前去洛陽，與本事大不相同。原來宋高祖長女哭其夫徐逵之戰歿，痛呼“丁督護”，聲調哀切，後人利用其聲調寫作歌辭，以表現女子送別丈夫出征時的哀傷之情，這就是《宋書?樂誌》所謂“後人因其聲廣其曲”。這種後人因聲廣曲的情況，在吳聲、西曲中屢見不鮮。如《阿子歌》，相傳原是晉穆帝升平年間的童謠，後人利用其和送聲寫出若幹內容很不相同的歌辭。又如《烏夜啼》曲，原為宋臨川王義慶得罪遇赦後所作，以表示慶幸之情；但現存歌辭，《舊唐書?音樂誌》已指出“似非義慶本旨”，原因也是後人因聲廣曲。我在40年代末期到50年代初寫成的《六朝樂府與民歌》一書，用了較多篇幅考訂了吳聲、西曲一部分重要曲調的作者、本事，並通過對曲調和送聲的分析，解釋了現存許多歌辭內容與本事不相符合的疑問。
樂府詩中這種歌辭內容與本事不相符合的現象，其實在漢魏樂府中也常有出現。例如相和歌辭《陌上桑》曲，據崔豹《古今注》，原係寫邯鄲王仁妻秦羅敷拒絕趙王強奪之事，今傳《陌上桑》古辭《日出東南隅》篇，已是後起之作。又如《雁門太守行》，按題名原來應當歌詠雁門太守，但今傳古辭卻是歌詠洛陽令王渙的政績，顯然也不是原始之作。唐代李賀也寫了一首《雁門太守行》，內容寫幽薊一帶地方長官抗擊敵人的英勇戰鬥。原來，《雁門太守行》被後人當做歌詠地方賢明長官的一種曲調來進行模擬和再創作，其歌詠的對象卻不一定是雁門太守。後世有的李賀詩的注釋者，硬把此篇背景落實到唐代的雁門一帶地區，就不免穿鑿附會。
《樂府詩集》說：“凡歌辭，考之與事不合者，但因其聲而作歌爾。”（卷八七《黃曇子歌》題解）樂府歌辭多因舊聲作新辭，故後來歌辭內容往往與本事不相符合，這是樂府詩的一個特點，也是我們閱讀樂府詩時必須明白和掌握的一個重要義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