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例子是對鍾嶸《詩品》的理解問題。《詩品》品評漢魏六朝詩人，喜言師承流變，往往指出某人之詩源出某某。這一點往往為後世所詬病，特別是陶潛源出應璩一點，後人議論尤多。《詩品》把陶潛置於中品，的確品評不當，但它反映了當時駢體文風昌盛、不少評論者重視語言華美，不能充分認識陶詩藝術價值的偏見。有的《詩品》研究者根據《太平禦覽》一本的引文，說《詩品》原把陶潛置於上品，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按照《詩品》的義例，上品之人不可能出於中品。《詩品》認為陶詩源出應璩，應璩在中品，陶潛當然不可能屬上品。這個問題，就是依據《詩品》全書義例得到澄清的（參考錢鍾書先生《談藝錄》）。
《詩品》說陶詩源出應璩，宋代葉夢得《石林詩話》曾批評為“此語不知其所據”。但細考《詩品》全書義例，鍾嶸的說法還是有其理由的。《詩品》所謂某人源出某人，指出前後詩人在創作上的淵源繼承關係，主要是從詩歌的體製、風格立論。《詩品》一開頭評古詩雲：“其體源出於國風。”其後評張協雲：“其源出於王粲，文體華淨，少病累，又巧構形似之言。”評謝靈運雲：“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張協）之體。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評張華雲：“其源出於王粲，其體華豔，興托不奇。”可見《詩品》所謂某人源出某人，是指詩歌的體而言。它所謂體，指作品的體貌，即《文心雕龍?體性》篇所說的體，相當於今天所說的風格。如張協的“華淨”，張華的“華豔”，都是其例。又如張協詩“巧構形似之言”，謝靈運詩也“尚巧似”，故說謝詩“雜有景陽之體”，這就明顯地從體貌上指出其淵源繼承關係了。南朝文論，多言體貌的特征和繼承變化。除《文心雕龍》、《詩品》外，如《宋書?謝靈運傳論》指出自漢至魏，文體經曆三次變化，《南齊書?文學傳論》認為宋齊時代文章可分為三體，都是其例。《詩品》這種據體貌分析某人源出某人的議論，正是這種時代風氣的反映。《詩品》說陶詩源出應璩，也是從體貌上立論的。《詩品》說陶詩體貌特點是“省淨”、“真古”、“質直”，應璩詩“善為古語”，古語意為語言古樸。應璩源出魏文，魏文詩“鄙質如偶語”。三家之詩體貌都是古樸質直，《詩品》正是從這個角度來說明他們之間的淵源繼承關係。《詩品》的這種評論不一定都恰當，但從全書義例看，說陶詩源出應璩，還是有理由的。
《四庫提要》評《詩品》有雲：“唯其論某人源出某人，若一一親見其師承者，則不免附會耳。”這一評論也是欠妥的。南朝文人寫詩，往往有意識地模擬前人，有時在題目上都予以標明。如鮑照有《學劉公?體》五首。江淹有《效阮公詩》十五首。謝靈運詩在南朝影響廣泛，史傳等記載中述及當時文人作詩學謝靈運體的，屢見不鮮。從寫作角度看，學習前人詩體，已成為一種風氣；那麼從評論角度看，研討後起者在詩體上主要接受前代哪些人的影響，也是很自然的事。《詩品》探討前後作家淵源關係的評論，固然不一定都中肯，但這種研究評論方法卻未可厚非，它正是結合創作實踐來進行的。
司馬遷曾就曆史著述發表主張說：“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史記?五帝本紀讚》）我一直很服膺這句話，把它作為閱讀古籍、做研究工作的原則。對古書上的記載和言論，我們固然不能一味盲從，但也不宜輕易懷疑以至否定（特別是那些有功力、寫作態度認真的著作）。閱讀古書，應當全麵考察，虛心體會，以探明其原委。讀古書要達到心知其意，明白、掌握書的義例，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條件。
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