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搜集積累材料過程中，我們逐步湧現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到一定階段，搜集的材料比較豐富、充分了，便可對某些現象、問題進行較深入的分析論證。
分析問題，一定要照顧全麵，切忌片麵性。魯迅曾說過：“我總以為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並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題未定草七》）他以陶淵明詩歌為例，指出陶詩並不都是渾身靜穆，還有金剛怒目的一麵。他勸告人們不要隻讀選本，因為選本經過編者的選擇，往往不能看出作者的全人。的確，某些選本（特別是一些分量小的選本），往往隻能顯示作者的某一方麵。我們進行研究，一定要注意照顧全麵。例如李商隱，他不但擅長寫情意纏綿的《無題》一類愛情詩，還寫了一部分關心國事、政治性頗強的詩篇，像《行次西郊一百韻》、《有感》、《重有感》等。他還重視李白、杜甫關心政治、社會的詩篇，說過“推李杜則怨刺居多”（《獻侍郎钜鹿公啟》）的話。這後一方麵比較容易被忽視。又如白居易對詩歌的看法，其名篇《與元九書》，強調諷喻詩的意義和重要性，其次則肯定閑適詩，而對感傷詩、雜律詩評價不高。但在他的其他詩文中，不少場合對感傷詩、雜律詩作了讚美與肯定。如果僅就《與元九書》分析，是不能看出白居易詩論的全貌的。
在分析指出某個作家、批評家的多種現象時，也應當進行具體分析，分別其主次。例如陶潛詩的思想內容，確有關心現實、金剛怒目的一麵，但表現寧靜的田園生活和詩人恬淡的心境，畢竟是其主要方麵。再如《文心雕龍》一書對漢魏六朝時代昌盛的駢體文學的態度。我們看到，劉勰對此時期詩歌、辭賦、各體文章的重要作家作品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肯定，他重視聲律、對偶、辭藻、用典等駢文修辭因素，並細加研討；《文心雕龍》全書又是用精美的駢文寫成。由此可見，劉勰對此時期的駢體文學是支持和肯定的，這是其主導方麵。另一方麵，劉勰對晉、宋、南齊時代浮詭靡麗的文風進行嚴厲的抨擊，並提倡宗經，企圖參酌經書樸實的文風來挽救時弊。總之，他是在肯定駢體文學的前提下主張變革的改良者，不是駢體文學的反對者。
分析問題，一定要掌握前此已有的重要研究成果，並在此基礎上提出新見，方能把研究工作推向前去。如果不了解前此研究成果，自以為提出了新見，可能人家早已講過的，也可能是已經被否定的看法，這樣就不好。例如《木蘭詩》的產生時代，過去有多種說法。後經現代學者考證，此詩曾被釋智匠的《古今樂錄》記載，釋智匠是南朝陳代人，《隋書經籍誌》已有記載，宋王應麟《玉海》引《中興書目》，更具體指出此書智匠撰於陳光大二年。這是過硬的證據。因此，說《木蘭詩》產生於隋唐時代，無疑是靠不住了。又如李白《蜀道難》的主旨，過去也有不同說法。經現代學者考訂，此詩被收入殷蹯《河嶽英靈集》，而該集編定於唐玄宗天寶十二載，《蜀道難》必作於此年以前。這也是相當硬的證據。因此，如果再說此詩是為唐玄宗因安史亂起奔蜀（事在天寶十二載以後）而作，也就不可能了。
分析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要力求有較充分的證據，避免孤證與證據薄弱，這樣始有較強的說服力。上文提到中唐沈千運、孟雲卿一派詩歌的創作傾向為重視寫作古樸的五言古詩，除掉高仲武為他們的主張寫了《格律異門論》及《譜》以外，還有其他證據：這派詩人作品，除孟雲卿有少數近體外，均為五古；杜甫《解悶》詩說孟雲卿論詩主張師法李陵、蘇武，世傳蘇、李詩均為五古；擅長五古的韋應物稱讚孟雲卿詩“高文激頹波”（《廣陵遇孟九雲卿》）；晚唐張為《詩人主客圖》以孟雲卿為“高古奧逸主”，其上入室一人即為韋應物。這些證據合起來，就比較有說服力了。（參考拙作《元結〈篋中集〉和唐代中期詩歌的複古潮流》一文，收入拙著《漢魏六朝唐代文學論叢》）又如關於《虯髯客傳》的作者，除上文述及的《蘇氏演義》稱作者為“近代學者”外，還有其他證據：一些較早的典籍如《太平廣記》、《崇文總目》、《通誌?藝文略》均不署《虯髯客傳》的作者名氏，洪邁《容齋隨筆》始署為杜光庭；杜光庭是一位編輯家，其所編《神仙感遇傳》（此書收錄《虯髯客傳》，但文有節錄）、《墉城集仙錄》等大抵輯錄他人文字成書。這些證據合起來看，說杜光庭並非《虯髯客傳》的作者，就較有說服力了。（參考拙作《〈虯髯客傳〉的作者問題》一文，收入拙著《漢魏六朝唐代文學論叢》）在證據不充分時，不要急於下論斷，要采取存疑的態度和假設的語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