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問題，不但要闡述曆史現象的真實麵貌，而且應進一步指出其形成原因，即不但要明其然，而且要明其所以然。這後一方麵的工作做得好，就使論文更具有深度。例如鍾嶸《詩品》評阮籍詩，說它“其源出於小雅”。這引起一些讀者的疑問，阮籍詩內容頗多涉及求仙，與楚辭接近，為什麼說它源出小雅？原來《詩品》說某家詩源出某某，是從“體”（著重指語言風格）立論。阮籍的詩語言很質樸，不像國風、楚辭那樣有文采，所以說它源出於質樸的小雅。如果我們認清了《詩品》評述詩人繼承關係的關鍵在於體製風格，問題就容易講清了。這裏需要了解《詩品》全書的評價義例。
上麵說的是應了解掌握作品的體例、義例，方能認清表麵看來似乎矛盾欠通的現象。還有一類疑難現象，需要了解作品產生的時代背景諸如社會風氣、士人心態、創作風尚等情況才能認識清楚。例如元稹在《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序》提出他的李杜優劣論，認為李白的長律（五言排律）較杜甫遠遠不如，其成就還沒到杜詩的藩籬，何況堂奧。這也引起了後人的非議和疑問。原來，唐代中後期文人喜作五言長律，以此炫耀作者的才華和學問，形成風尚，擅長長律的人不少，中期有杜甫、元稹、白居易、張祜等人，連古文家劉禹錫、柳宗元均喜寫長律，直到晚唐溫庭筠、李商隱，此風不衰。明了了中晚唐時期的這種詩歌創作風尚，那麼對於元稹用是否擅長長律為標準來衡量李杜詩的成就和優劣，就不至感到奇怪了。上麵說得對許多樂府詩的體例要有所了解，需要在詩歌領域有比較廣闊豐富的知識；這裏說的要了解文學作品的曆史背景（不是泛泛的一般曆史書上所提供的背景，而是具體細致的背景），就需要更為廣闊豐富的知識。探討文學史上的某些具體問題，如果把它放在曆史（特別是文化史）的大背景中加以深入考察和分析，就較能獲得中肯甚至精辟的看法。這也是微觀和宏觀相結合的一種研究方法。
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