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文論家所提出的理論原則或理論概括，同他對具體作家作品的批評關係十分密切。他的理論原則或理論概括，是總結了對不少作家作品的評價而提出來的，又回過來指導他的批評實踐，必須聯係起來進行考察。有時候，理解某個文論家的思想實質，看他的具體批評較之理論原則更為重要。這是因為：一、表述理論原則的文字一般總是比較簡約，其內容也容易顯得籠統而不夠明確。二、由於傳統的評價標準等因素的約束，一個文論家在談理論原則時容易說一些冠冕堂皇的話，反不如在對具體作家作品評價中顯示出他真正的愛好和興趣所在。不妨舉幾個例子。
例如，劉勰對辭賦的評價如何？是徹底批判還是在肯定的前提下批判？《文心雕龍?情采》雲：“昔詩人什篇（指《詩》三百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這段話概括了我國曆史上兩種不同的創作傾向，前一種以《詩經》為代表，具有要約真實的優良文風；後一種以辭賦為代表，具有淫麗煩濫的弊病。如果孤立地看這段話裏的概括，就會認為劉勰對辭賦采取了徹底批判的態度。其實不然。他對辭賦很重視，在詩歌、樂府後即列《詮賦》一篇對兩漢魏晉辭賦加以評述。自先秦荀卿、宋玉和漢代枚乘、司馬相如、班固、張衡等十家，他譽為“辭賦之英傑”。對魏晉王粲、徐?、郭璞、袁宏等八家，也加以讚美，稱為“魏晉之賦首”。《詮賦》對漢代那些描寫京城、宮殿、帝王狩獵的大賦，也加以肯定，稱為“體國經野，義尚光大”。劉勰是一位封建統治的擁護者，他對那些歌頌帝王聲威、描摹帝王生活的大賦也是基本肯定的。他甚至還肯定頌揚帝王登封泰山的封禪文，《文心雕龍》有《封禪》專篇論述這類作品。他還讚美辭賦發展的漢武帝時代為“遺風餘采，莫與比盛”（《時序》）。由此可見，劉勰雖然不止一次地借用了揚雄“辭人之賦麗以淫”的話，但他對辭賦的態度，在根本上是與揚雄不同的，他不像揚雄那樣悔其少作，徹底批判辭賦，而是在肯定辭賦的成就、曆史地位的前提下，對其過分華豔的缺點進行批判。
再如劉勰所提倡的風骨的涵義問題。這是《文心雕龍》研究中意見最為分歧的一個問題，這裏不擬作詳細考辨。我隻想說明一點，就是我們如果能結合劉勰對具體作家作品的評價來考察，問題就會看得全麵一些，也容易解決一些。《文心雕龍?風骨》篇在論述風骨時，舉司馬相如《大人賦》作為“風力遒”的例子，舉潘?《冊魏公九錫文》作為“骨髓峻”的例子。如果像有些研究者所說，風好是指內容充實、健康、進步，那《大人賦》並不具有這種內容。如果說風好是指風貌清明爽朗，那《大人賦》倒確有這種藝術特色。潘?的《冊魏公九錫文》在當時很著名，被選入《文選》。其文代漢帝立言，敘述曹操功德，寵以九錫。潘文用詞造句，竭力模仿《尚書》，語言剛健有力，故《風骨》譽為“骨髓峻”。用潘文作為“骨峻”、“結言端直”即語言剛健有力的例子是很恰當的。有的同誌認為骨峻是指事義充實允當，就講不通了。
再如鍾嶸對詩歌用典的態度。《詩品序》強調詩歌吟詠情性，不貴用事，對宋齊時代顏延之、謝莊、任?等人作詩大量用事的風氣深致不滿。如果孤立看這段文字，很容易認為鍾嶸堅決反對詩歌運用典故。但聯係鍾嶸對作家的品評來考察，認識就會不同。謝靈運詩，用典頗多，但《詩品》列入上品，評價很高。即使大量用典的顏延之，也仍然列在中品。可見鍾嶸雖然提倡寫詩不必用典，但不是一概反對用典，隻是對用典繁密，“文章殆同書鈔”的風氣深為不滿罷了。
再如唐代高仲武《中興間氣集》的選詩標準。《中興間氣集序》說：“言合典謨，則列於風雅。”又說：“著王政之興衰，表國風之善否。”又說：“體狀風雅，理致清新。”強調的是《詩經》風雅的傳統，似乎高仲武很重視詩歌的政治社會內容，但該集所選詩歌，實際內容和序言所宣稱的卻頗有距離。《中興間氣集》專選大曆時代詩人的作品，其內容大多數是描寫日常生活並抒發詩人的感受；反映社會現實、思想性較強的作品，像孟雲卿的《傷時》、劉灣的《雲南曲》、蘇渙的《變律格詩》等篇章，在全書中隻占很小比重。高仲武特別推重錢起、郎士元的作品，把兩人之詩分置於上下兩卷之首，並認為兩人是王維以後最傑出的詩人。從這些具體評價中，可以看出《中興間氣集》的選詩標準，實際偏重在王維一派的雍容閑雅方麵。上麵說到了解某個文論家的思想實質，有時候看他的具體評價較之理論原則更為重要，高仲武就是一個例子。
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