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時代的文論家，彼此之間常常有其個性，同時又有其共性。在一個時代，多數文人在文學創作傾向和審美標準方麵，由於時代風氣的影響，常常有著某些共同點，形成了這一時代的文學風尚。因此，當我們研究某一文論家的時候，如果把他和同時代的文論聯係起來考察，就能把問題看得更為清楚。譬如魏晉南北朝時代是一個駢體文學發展、在文壇占主導地位的時代。這個時代的多數文人（包括文論家）在衡量作品的藝術性時，總是著重看它們是否具有駢體文學的語言之美，即辭藻綺麗、對偶工整、音韻和諧等等，而不是其他。文論家對不少作家作品的取舍和品第高低，往往首先從這方麵著眼。試舉三例。
（1）南朝文論家對《楚辭》的看法。《楚辭》中的屈原、宋玉作品，不但產生時代較早，而且文學成就卓越，在漢代即受到人們的高度評價。南朝時代，人們常是《詩經》、《楚辭》並提，簡稱《詩》、《騷》。劉宋檀道鸞《續晉陽秋》雲：“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文選?宋書謝靈運傳論》注引）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在敘述漢魏時代的文體三變後，接著說：“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源其飆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都把《詩經》、《楚辭》二者作為詩賦的祖宗看待。劉勰正是本著這種認識，把《辨騷》列入其書的“文之樞紐”，提出要“倚雅頌”，“馭楚篇”。《文心雕龍》全書中《詩》、《騷》並提之處屢見，如“六言七言，雜出《詩》、《騷》”（《章句》）、“《詩》、《騷》適會”（《練字》）、“《詩》、《騷》所標，並據要害”（《物色》），都可見出他對《楚辭》的重視程度。又《定勢》雲：“模經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騷》命篇者，必歸豔逸之華。”更把學習典雅的“五經”和學習豔逸的《楚辭》的作品區分為兩大不同風格。當時鍾嶸《詩品》評述漢魏以迄宋齊詩人，指出這些詩人在作品體製上的淵源，大抵是《國風》、《小雅》、《楚辭》三者，實際也是“同祖《風》、《騷》”的意思。楚辭產生時代早在先秦，文采豔麗，成就卓越，對後代的辭賦、駢文產生深遠影響，所以南朝文人把它與《詩經》都視為文學創作的祖宗。《辨騷》在《文心雕龍》中屬“樞紐”還是文體論，目前研究者意見尚未一致；我以為如能聯係同時代的文論來考察，問題就較易解決。
（2）南朝文論家對史傳文的看法。蕭統《文選》不收史籍中的傳記篇章，他認為傳記篇章寫人物事實，缺少辭藻文采，即缺少駢文的語言之美。但《文選》選了若幹班固《漢書》、幹寶《晉紀》、範曄《後漢書》、沈約《宋書》中的讚、論、序、述，認為它們“綜緝辭采”，“錯比文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藻翰”，即具有文采。原來這部分篇章不是敘述史事，而是就史事發表評論，多駢偶句，音韻和諧（其中讚是韻文），多用典故，語言華美，具有駢文之美。蕭統的這種選錄標準完全是駢文家的標準，史傳文中許多描寫人物生動的傳記，盡管它們的文學性很高，但因為是散體文而非駢體文，他就認為缺乏文采而不加選錄。蕭統的這種看法，在南朝文論中有其廣泛性。寫《後漢書》的範曄，在他的《獄中與諸甥侄書》中，自詡其《後漢書》的序論“皆有精意深旨”，“實天下之奇作”，又說其讚是“文之傑思”；一點也不提到其傳記寫人物如何出色。再看劉勰的言論。《文心雕龍?史傳》篇對《史記》、《漢書》有具體評述，但沒有稱道兩書敘事寫人的傑出文學成就。篇中說《漢書》“讚序弘麗”，更與蕭統選錄《漢書》若幹首讚序的做法聲氣相通。東漢是駢體文學開始抬頭的時代，《漢書》的讚、序多用駢語韻語，而《史記》的序、論則多用散體，因此劉勰、蕭統在這方麵都重視《漢書》。這樣聯係起來看，南朝文論家在對史傳文文學性的評價中，著重駢文語言之美這一點，就看得更為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