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1947年夏季畢業於複旦大學中文係，留任該係助教。大學學習期間，興趣比較廣泛，古今中外的文學、曆史、哲學書籍，都涉獵一些，還喜歡寫短篇小說。當了教師後，感到自己生活經驗不豐富，也缺少創作才能，決定今後從事古典文學的研究工作，並打算先以漢魏六朝文學為探索對象。當時中文係主任是陳子展先生，我幫他做一些教學工作，時常到他家裏談談，聽他講治學的經驗。他勸我係統閱讀史書，並介紹我讀王?運編的《八代詩選》。《八代詩選》末尾有一卷“雜體詩”，專選雙聲詩、離合詩、回文詩一類作品，陳先生認為它們雖是遊戲文學，但也反映了當時文人的藝術愛好和創作風尚，值得探討。我接受了他的意見，陸續讀了前後《漢書》、《晉書》、《南史》等正史，並閱讀《八代詩選》、《樂府古題要解》等書，就雜體詩作一些研究。雜體詩中有一項叫“風人詩”，其特點是利用諧音雙關詞語來表現思想感情（多數是男女的愛情）。這種諧音雙關詞語，在六朝樂府清商曲辭的吳聲歌曲和西曲歌歌辭中特別多，因此我就去仔細閱讀《樂府詩集》中的清商曲辭。開頭，我寫了一篇《論吳聲西曲與諧音雙關語》；後來，又從《晉書》、《宋書》、《南史》及其他史籍中發現不少有關吳聲、西曲的材料，因此擴大興趣，對這兩類歌辭進行較全麵的探索，寫出了《吳聲西曲雜考》等五篇論文，後來集成《六朝樂府與民歌》一書出版。這本小書主要是在1948到1950這兩年中寫成的。稍後，我又對漢魏六朝的清樂和漢樂府作了一些探索，陸續寫出了《清樂考略》、《說黃門鼓吹樂》等十來篇論文，集成《樂府詩論叢》一書出版，它們大體上是50年代前期寫的。此後，學習、研究的重點就轉移到唐代文學和古代文論方麵去了。
大學畢業論文，我寫的是《秦觀評傳》。題目確定後，臨時找了一些有關材料閱讀，對北宋婉約派詞，缺少係統的理解，所以論文寫得很膚淺。這次寫樂府詩的論文，比過去有了明顯的進步，這首先得歸功於懂得一點目錄之學。大學念書時，雖然也看過《書目答問》，但當時由於種種因素，接觸古籍不多，對目錄書的作用也缺乏認識。做了教師後，看書、買書的條件都大為改善。當時認真讀了《隋書?經籍誌》、《郡齋讀書誌》、《直齋書錄解題》等目錄書，還買了一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常翻閱。《四庫提要》成書較晚，介紹最詳明，對我的啟發幫助尤大，我感到從它那裏得到的教益，比學校中任何一位老師還多。每門學科，每個專題，都有它的若幹重要原始材料，有或多或少的前人研究成果。我們進行研究，必須掌握這些資料，以此為出發點，才能向前推進。讀了《四庫提要》等目錄書後，在自己從事研究的範圍內，應當係統地閱讀哪些書籍，重點放在哪裏，仿佛找到了一個最好的向導。當然，一些後出的、新的研究成果，還沒有來得及在目錄書上得到反映，也要隨時留意。
係統地閱讀有關史書，獲益很大。文學作品總是產生在一定的曆史環境中，又表現了一定的曆史現象；因此，對它們產生時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麵的情況，知道得愈全麵，愈仔細，對作品的認識也就能更準確、更深入。我當時讀了《晉書》、《宋書》、《南史》等史籍後，發現不少記載，表明六朝的貴族上層階級人士，在日常生活中喜歡聽吳聲、西曲這類通俗樂曲，愛用諧音雙關的隱語進行酬對和嘲謔，這為我理解吳聲、西曲的曆史背景和思想藝術特色，打開了一扇大門。數百首吳聲、西曲歌辭，內容絕大部分是談情說愛，在過去封建時代被認為是淫靡之詞，不受學者們的重視。清代朱乾的《樂府正義》箋釋樂府詩，比較注意探究曆史背景與詩歌本事，對漢樂府古辭也提供了若幹有價值的資料，但仍未注意到吳聲、西曲的有關史實。蕭滌非先生的《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40年代由中國文化服務社在重慶出版），首先對六朝樂府的曆史背景予以重視，發掘了一些值得重視的史料。此書對我啟發很大，我在這方麵所做的一些工作，正是沿著它的路子繼續走下去的。吳聲、西曲的不少曲調，如《子夜歌》、《前溪歌》、《丁督護歌》等，據《宋書?樂誌》等記載，在產生時往往有一個本事和作者，其作者多為貴族文人。“五四”以後的一些文學史研究者，因現存歌辭內容往往與這些記載不合，對所載的本事、作者常不予理會，甚至認為虛誕不可信。他們把吳聲、西曲歌辭視為純粹出自下層的民歌，同當時貴族文人的生活和創作沒有多少聯係。這是一種脫離曆史具體條件的看法。我從正史和其他文獻中搜集到不少材料，寫了《吳聲西曲雜考》一文，證明《宋書?樂誌》等的記載還是可靠的。我國古代許多文學作品，特別是詩文，所記大抵是真人真事，與曆史的關係最為密切。把文學和曆史結合起來研究，以曆史釋文學，以文學證曆史，可以相得益彰。清代學者研究杜甫、李商隱詩，在這方麵取得了很顯著的成績。現代學者陳寅恪、岑仲勉，結合唐代曆史和文學進行研究，也獲得有價值的成果。我國古代文學和曆史的遺產都非常豐富，這方麵還有大量問題存在著，等待著我們去挖掘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