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周揚同誌到上海組織力量編寫部分文科教材。在古代文論方麵，他委托郭紹虞先生主編《中國曆代文論選》，委托劉大傑先生主編《中國文學批評史》。《文論選》起步較早，到1963年全部三卷出齊了。《批評史》起步稍晚，完稿不及一半，多數編寫人員就下鄉參加“四清”，接著是“文化大革命”，工作中斷。1964年出的上卷（論述範圍從先秦到隋唐五代），由我和李慶甲同誌執筆，劉大傑先生修改潤色。“四人幫”垮台後不久，劉先生即病故，我們重理舊業，由我和顧易生同誌主持《批評史》繼續寫下去，到1984年總算把中、下兩卷寫完了，中卷於1981年出版，下卷即將出版。
下麵略述參與編寫此書的一些經驗體會。
（1）要觀點鮮明，實事求是。本書是建國後第一部公開出版的分量較大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我們力圖遵循馬克思主義觀點，對我國古代文學批評的發展過程和重要文學批評家及其論著作出係統的介紹和評價，既要充分肯定各時期文學批評的曆史進步意義，又要注意指出其局限。鮮明的觀點，必須建立在實事求是地分析材料的基礎上。對材料，必須全麵占有和考察，仔細分析；不能抓住一點，片麵地加以誇大。50年代末期，複旦大學中文係部分師生，曾經集體編寫了一部批評史。當時因受“左”的思潮影響，企圖運用現實主義與形式主義的鬥爭這麼一類公式來概括整個文學批評史，結果片麵性很大，失敗了。吸取了這方麵的經驗教訓，編寫此書時，我們盡量注意既要觀點鮮明，又要實事求是。例如對批評史上影響較大的孔子、《詩大序》、劉勰、嚴羽等的分析評價，都是如此。又如王充，盡管他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在文學方麵也有一些好見解，但他對文學的特點認識很不足，對某些文學作品否定過多，文學批評上表現出嚴重的弱點，因此我們對他的評價不像某些論著那麼偏高。盡管這樣，我們當時仍受“左”的思想影響，頭腦內仍有“寧左勿右”的怕犯錯誤的思想，所以某些論述就不夠實事求是。如把蕭綱的“文章且須放蕩”說，與其創作宮體詩聯係起來，就不符原意。又如對唐代白居易、元稹一派的諷喻詩論，評價偏高一些。這些問題，經過近幾年來的討論，比較明確了。編寫中下卷時，我們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思想路線的指引下，解放了思想，更加注意實事求是。例如對宋代格律派的詞論，原來否定過多，後來經過修改，就比較公允合理一些。總之，在編寫原則上，我們力圖把鮮明的觀點和嚴格的科學性統一起來。
（2）要內容充實，提供豐富準確的知識。我國古代文學批評遺產非常豐富，作為一部大學文科教材，應當做到內容充實，向學生提供準確和比較豐富的知識。建國前，郭紹虞、朱東潤、羅根澤諸位老一輩學者所編的幾部文學批評史，在這方麵已經作出顯著成績，但是對戲曲、小說批評論述太少。我們在編寫金、元、明、清時期文學批評史時，有意識地彌補這一缺陷，注意發掘這方麵的資料，辟專章或專節作較為詳細的論述，因之使本書在取材上也呈現出較為新穎的特色。當我們在70年代末從事此項工作時，在不少地方帶有拓荒性質。我們看到近兩三年來，有不少評介我國古代戲曲小說批評的論文發表，還出版了幾本專著，不禁感到同聲相應的喜悅。對晚清的文學批評，過去也重視不夠，我們也設專編作較詳論述。在詩文批評方麵，也注意發掘補充了一些值得重視的評論家（如明代的陳子龍、清代的廖燕）。對論著分量重、曆史影響大的一些評論家，如劉勰、鍾嶸、蘇軾以至李漁、王國維等等，都注意作更為細致的評述，力求做到重點突出。對所論述的對象，我們力求閱讀到有關的原始資料，了解其思想全貌，對其主張作出準確的解釋，避免斷章取義地歪曲原意、美化拔高、以古人注我等弊病。對比較重要的言論，在引用時注意節錄文字的完整性，使讀者能夠較方便地根據引文而核對我們的評介是否確切。當然，在這方麵也要注意避免征引過多而造成繁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