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卷本《中國文學批評通史》榮獲了第三屆國家圖書獎，作為編著者，我們感到十分高興。回顧這部書的編寫工作，感想甚多。這部書起步於1983年下半年，經過九位編寫者的共同努力，前後花了十多年的時間，終於在1996年全部竣工了。
《文學批評通史》全書300多萬字，規模確比過去已出的幾部文學批評史宏大。我們在書前的說明中曾提出此書的要求是：力求較為全麵地清理各曆史階段文學批評的發展過程，對曾經有所建樹的批評家與論著進行科學的評價，並努力發掘新的材料，展示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豐富多彩和理論成就。在編寫過程中，我們是努力按照這一要求進行工作的。對古代文學批評的客觀科學的闡釋和評價，是與充分發掘材料密切相關的。隻有充分全麵地掌握有關材料，方能對古代文學批評家及其論著作出深入確切的評價。因此，我們總是注意充分地占有材料，對它們進行全麵的實事求是的分析，力求作出符合原來麵貌的解釋，並在此基礎上進行評價。
我除了統看並修改全書外，還與楊明同誌編寫了《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兩卷。下麵即以《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為例，談談在史料開拓方麵的點滴體會。唐代前期的李善，過去批評史研究者均未涉及，實際他的《文選注》中包含了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材料。本書特辟專節論述。對其與《文選五臣注》中求索詩文深意、以比興說詩的部分例子進行具體分析，並指出這種說詩方法，上承漢儒解釋《詩經》，下啟後人如清中葉陳沆《詩比興箋》。這就為此種解讀方法的來龍去脈，理出了一條線索，初步指明了這類古代文學批評的曆史發展軌跡。又如唐中期釋皎然的《詩式》，共五卷，是唐代詩學著作中分量最大的一部。過去《詩式》僅第一卷流行（何文煥《曆代詩話》所收即為第一卷），一般批評史據此論述，失之片麵。本書對《詩式》五卷都作了具體和比較細致的分析，因而較全麵地展示了皎然的詩學觀念。
中國古代的許多文學批評者，往往缺少有係統的文學評論著作，除少數專篇外，往往是零碎的章句散見各處。因此，對他們的文學觀要獲得全麵認識，不但要熟悉其文論專篇，還要注意散見於一般篇章中的有關文字，加以鉤稽綜合，始能窺見全貌。這類散見於一般篇章的文字，有的是評論性的，有的則僅是敘述性的，但從敘述中流露出來的文學觀念，也須注意。以杜甫來說，他的《戲為六絕句》、《偶題》、《同元使君舂陵行》等是文論專篇，此外尚有不少散見於一般篇章的文字。他曾說：“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解悶?其七》）“遣興莫過詩。”（《可惜》）“排悶強裁詩。”（《江亭》）由此可知杜甫於詩歌的功能問題，除主張要有比興內容有益於國計民生外，還認為寫詩、吟詩具有陶冶性靈、遣興排悶的作用。詩既有政治教化作用，又能使作者、讀者怡情養性，綜合這兩個方麵，就能較全麵地認識杜甫對詩歌功能的看法。
再如白居易的詩論。他的《與元九書》是論詩的名篇，其中強調詩歌應有風雅比興的政治教化作用，他認為自己的諷喻詩最有價值，其次是閑適詩，而雜律詩則意義不大，將來編定集子時可以不收。但即在此文後部，他敘述自己與元稹遊長安城南時，“各誦新豔小詩（屬雜律詩），不雜他篇”，一路不斷迭吟迭唱，其樂有如遊仙。下麵又擴大說到每當良辰美景，與詩友對酒吟詠（屬雜律詩），其樂無窮，有如遊仙。可見白居易在這種自我陶醉的敘述中流露出他對雜律詩的欣賞態度。白居易在其他篇章中對元稹、劉禹錫的律詩也很讚美，如他讚美元稹的律詩有雲：“聲聲麗曲敲寒玉，句句妍辭綴色絲。”（《酬微之》）白居易晚年編定自己的詩文集，保存了他全部的雜律詩，其數量遠遠超過諷喻詩。綜合以上情況考察，應當說白居易對其雜律詩是欣賞和重視的，《與元九書》前麵部分低估雜律詩的話，隻是一時偏激之言。
麵對已經出版的諸多同類著作，新編中國文學批評史的一個重要任務是要把文學批評史寫得較有新意，而不是一副老麵孔。在這方麵，除掉要注意發掘一部分過去未曾談到的批評家（如李善）外，更要注意把過去已經論述的批評家（如皎然、杜甫、白居易）分析得更加深入、細致和準確。我們的編寫工作朝著這方麵努力，但成績究竟如何，還得讓讀者來鑒定、評判。
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