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郭紹虞先生相識，是在50年代初期。建國前，郭先生任同濟大學文學院長兼中文係主任。建國後高等學校院係調整，他調來複旦，擔任複旦中文係主任。當時，作為青年教師的我，協助他處理一些係內行政事務，因此接觸機會就比較多了。在處理工作之餘，有時也談談學問。一次，我問郭先生，他教過文學史課，也寫過一些文學史方麵的論文，為什麼不編一部中國文學史？他回答道：也曾經考慮過這個問題。但是，中國文學史這類著作已出版很多，要寫出較多新意，很難做到。接著談到他編著《中國文學批評史》，就是因為看到這方麵的專著缺少（當時隻有陳鍾凡先生寫的一種，比較簡單），許多材料需要發掘整理，許多問題需要仔細探討，因此他集中力量做披荊斬棘、篳路藍縷的工作，雖然這樣做比較吃力，但感到樂意，也容易有創獲。這席話對我啟發很大。一個人要想在學術上作出成就和貢獻，必須不怕艱難，勇於拓荒；如果怕下苦工夫，跟在人家後麵人雲亦雲，是不會有好成績的。郭先生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所以成為一位卓越的學者，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我認為就是由於具有這種高尚的治學精神。
回憶40年代後期，我開始研究六朝樂府清商曲辭，當時曾將一部分稿件投寄開明書店出版的《國文月刊》。郭先生是《國文月刊》編輯之一。我的《論六朝清商曲中之和送聲》、《樂府前溪歌雜考》等幾篇論文，就是經郭先生審閱通過而發表在該刊上的。當時我同郭先生雖尚未見過麵，但從文字關係來說，他已是我的一位知音了。他來到複旦後，一次，我把自己的一篇稿件請他看，提提意見。他看過後沒有提什麼具體意見，隻是加以肯定，並且說：“你的文章能夠讀書得間。”這是他對作為後學的我的鼓勵和獎飾。我體會到，讀書得間，從讀書中發現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這正是他自己讀書作文的原則和要求。我們看到，他的論著，不論是像《中國文學批評史》那樣的巨著，還是收集在《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中的不少單篇論文，都能做到不但資料豐富翔實，而且提出自己的看法，有許多真知灼見，而不是泛泛之談。我雖然不能常常做到“讀書得間”，但每當執筆為文時，總是要想到這句話，想到郭先生對我的鼓勵和鞭策。
60年代初期，複旦文科各係恢複招收研究生，郭先生也招了“中國文學批評史”專業的研究生。一次，我同他談到招“批評史”研究生的問題。他說當前研究生在大學學習時，讀古典文學的書籍不多，基礎不厚，接著說：最好先讓本科畢業生做幾年“中國文學史”專業的研究生，然後再攻讀“中國文學批評史”專業，這樣容易深入。我對此很表讚同，並說自己近幾年研讀《文心雕龍》，感到黃侃、範文瀾、劉永濟幾家有關《文心雕龍》的論著見解深刻，內容紮實，就是因為他們對漢魏六朝文學很熟悉。他也點頭表示同意。後來1982年，郭先生在《我是怎樣學習中國文學批評史》一文中曾說：“我開這門課（指‘中國文學批評史’）是在燕京大學開的，是在協和、中州兩大學好多年講中國文學史的基礎上開的。欲專必先求博。唯博才能廣，唯專才能精。”可見在廣博的文學史基礎上深入鑽研中國文學批評史，原來是郭先生親身經驗之談。郭先生的這一意見，雖然由於種種原因，並未能實現，但這意見的確是很寶貴的。我國古代許多文學理論和批評，常常是結合著對具體作家作品的評價進行的；如果對作家作品、對文學史不了解、不熟悉，就不能理解古代文論的具體曆史條件和針對性，就容易產生隔靴抓癢甚至郢書燕說的現象。